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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
何者？夫孝行着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怨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
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
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
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已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
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
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
岂若使备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
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
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
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
这篇序文开篇明义，以为国家社稷的根本在于用人，而用人制度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而后文章直接攻讦起当今的察举中正制度。
他认为如今陈冲改革，加设左右中正已经多年，但是仍然「缅缅纷纷，未闻整齐」，进而导致朝中出现「分叙参错，各失其要」的乱象，可见陈冲的改革并不成功。
于是文章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为何而失败呢？主要是在于上级过于干涉中正制度，导致选拔的风向并不是来自于乡县的清议，而是更受上级官僚的影响。
作者批评这种现象，说这是「上下交侵，以生纷错」，致使风俗不静。
众人为了争夺名利，就不愿意务实于忠孝之道，而专注于修饰逢迎，国家选拔上来的，也就全是一些媚上欺下的小人。
故而文章主张，希望朝廷将选拔权力进一步下放，将察举重心转在听取乡县清议的风向，继而将地方长官排除在外，这样才能「静风俗而审官才」。
在序文之后，作者又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字，由于内容过长，笔者只能进行简述。
作者将品性与官才相结合，总结出考察用人的四种风俗，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异」。
「才性同」即以品性与官才一致，为上上境界；「才性同」即品性与官才综合考察，为中上境界；「才性离」即只考察官才，不考察品性，为中下境界；「才性异」即哪怕明知用人品性低劣，依旧因才取人，为下下境界。
而作者又论述说，这四种风俗现象，主要是受国家察举政策的影响。
如果国家对德性礼性愈发推崇，士子们才会越发注重自己的修养，进而达到「才性合」，乃至「才性同」的境界，如果国家不注重道德忠孝，反而只根据士子的才能来选拔人才，那士人们就会曲义折节，专使媚上，反而从「才性离」直接滑坡为「才性异」。
而如果选拔的官员毫无节操，连父母也不知孝敬，连子女也不知关爱，又怎么能指望他对国家做有益之事呢？这样的人越有才能，只会给社稷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后作者又引经据典，回顾了桓灵二帝时期经学衰落、名教之治破产的现象，指出当时贤才遍野而国家不能用，直到今日都还留有遗患。
最后总结说，殷鉴不远，如果朝廷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不能及时调整学风、政风、士风，极有可能致使国家再出董卓、曹操这样的女干贼，到那时就为时已晚了！
陈冲读罢全文，没有立刻说话，整个人闭目冥思少许，调整心绪之后，才缓缓问傅干道：「此文是何人
所写？在太学反响如何？」
傅干看陈冲脸色不对，也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轻声道：「此文是沛国刘靖刘文恭所写，他乃前渤海太守刘馥之子，现如今在太学担任博士，治《欧阳尚书》。
」至于《才性四本论》在太学中的影响，傅干斟酌着说道：「此文是在三月前写成，如今在后辈中确有反响，几乎人人能诵。
只是许多老人不喜，故而还未成主流。
」
陈冲听罢，掌指轻拍桌案，又把这篇文章拿了起来。
一时无言，手中纸张的分量极轻，他却仿佛持有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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