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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了该奖。
在1951至1952年萨特曾因加缪发表了《反抗的人》而与之展开过一场论争，萨特嘲讽加缪：“您也许贫穷过，但您现在不再是穷人，您是一个资产者，像让松一样，像我一样。”
“苦难并没有委托您什么。”
也因此造成了加缪一生中最苦涩的一段经历，致使加缪体验了更深一层次的“孤独”
。
你对这两位大作家间的争论怎么看？加缪作品中“反抗”
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李：这场争论，牵扯了当时一场世界性的政治立场的大分化，随着斯大林去世前后苏联内部黑幕的揭开，导致了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普遍危机和重新审视。
关于萨特和加缪在这场争论中最后绝交的经历，已经出版了许多本专著，许多本书，要了解这个问题应当去看那些书，绝不是我在这儿可以简单回答的。
但是，我并不想耍滑头，在这两者之间不置臧否。
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格局之下，他们两个人的绝裂，两个人各自所坚持的立场，都有当时历史的局限，都有几乎无法避免的对对方的简化。
但是，萨特作为当时法国思想文化界教父式的大人物，他那种自上而下的精神贵族式的嘲讽，明显是肮脏的。
后来的历史更证明了这种嘲讽的狭隘和麻木。
萨特和他的终身伴侣波伏娃，在文革当中曾经来到中国，是当时西方世界极少数的亲眼看到**的见证者。
非常可惜，这两位一生当中以眼光犀利，洞察一切而闻名于世的思想家、哲学家，却完全没有看到**灭绝人性的残酷现场，所谓“明察秋毫而不见于薪”
，他们同样不能免俗，同样出于对自己理论和“真理”
的偏爱，而省略了事实。
看看他们对文革简单浪漫的赞美，不由得会让人想起他们自己曾经那样深刻表达过的“荒谬”
和“恶心”
。
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一位美国当代著名的左派理论家相遇，那是一位非常真诚而又谦和的人。
最难得的是，他能说一点汉语。
在一次我们两个人的对谈中，我又听到了他对于**的肯定，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论据，他说，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的毕竟是少数人，是知识分子和当权派。
当然，没有住过牛棚，没有看过打砸抢，没有经历过红五类、黑五类的血缘压迫，没有经历过“三忠于四无限”
式的极端专制的外国人，难免有对于文革的想像，对于一个左派理论家就更难免于左派的想像。
于是，我当时对他说，理论家们在实验室里得到的核物理定律都是真理，但是把核物理定律变成原子弹投放到城市中心就是灾难，就是反人类。
我很后悔还有一句话没有当面想起来对他讲，相对于全世界、全欧洲的人来讲，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也是少数，但是有谁能出来证明说，因为危害的是少数人纳粹集中营就有合理性？在冷战的格局之下，把社会主义的中国看成是对抗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坚强堡垒，这曾经是许多发达国家左翼知识分子们的一个理想，一个最后的希望。
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东方主义”
，是把中国理想化、革命化的东方主义。
可惜的是，即便是理想化地赞美革命的中国，在他们的知识谱系中也绝没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国，他们也还是只能从西方的地平线上打量中国。
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被彻底唾弃，是已经发生的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这和任何理论的争论都无关。
我倒是觉得，左派理论家们如果真有勇气、有尊严，就该自己站出来深刻地反省、批判这个严峻的事实，而不要等着右派理论家出来宣布什么“历史的终结”
。
自己的短处要等着别人来指出，先就在做人的道义上丢了分数。
事实已经证明，加缪能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毫不妥协地批判斯大林主义，是有远见的，这个远见不是来自什么理论的深刻和清醒，而是来自一个艺术家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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