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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识的时候，他的《平交道口》正在巴黎大受欢迎；他，则像他们所说的，“被包围了”
，尼娜呢（她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对她缺少文化的一种令人吃惊的弥补），早已经担当了如果不是缪斯的角色，至少也是一个灵魂助手和敏锐的顾问的角色，她追随着费迪南所创造的盘旋，忠实地分享着他的艺术品味；尽管她根本就不大可能曾经努力读完过他任何一卷书，她却有一种神奇的本领，那就是从与文学朋友在商店里的交谈中便能慢慢收集起他所有最出色的段落。
我们走进咖啡店时，一支女子乐队正在演奏；我先是从廊柱上的镜面里注意到一位竖琴师鸵鸟似的一条大腿，接着，我看见对面的桌子（几乎小桌被拼在一起成了一张长桌）旁，费迪南后背抵着长毛绒的墙壁，正在桌边主持会议；有一瞬，他的整个态度，他分开的两手的位置，以及他的同桌人的脸全都转向了他，这一切以一种奇异的、梦魇般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某些我未能确切把握的东西；但当我事后再想时，那暗含的比喻丝毫不比他的艺术的本质本身让我少一些感到亵渎神圣。
他在花呢外衣内穿了一件白色高翻领毛衣；他光滑的头发从太阳穴梳向脑后，香烟的烟气像光环一样在他头顶上悬浮；他骨骼突出的、法老似的脸静止不动：只有眼珠来回转着，隐约含着满足。
他摒弃了两三个明显常去的地方，本来高蹈派⑥生活的天真爱好者们期望能在那里找到他的；这之后，他便出于他特殊的幽默感开始资助这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组织，这种幽默感竟能使他从令人同情的监狱特别规定中获得残忍的乐趣———这一乐队由六位面带倦容、不够大方的女土组成，拥挤的平台上交织着平静的和谐，像他说的，她们不知道拿自己作了母亲的**怎么办，在音乐的世界里它们显得非常多余。
每一支乐曲奏毕，他都会因为一阵犹如癫痫发作似的掌声而抽搐，女士们早已经停止向这些掌声表示感谢了，而且我想，这掌声已在咖啡店的拥有者和它的基本顾客的头脑中引起了疑问。
然而，它却似乎还能让费迪南的朋友们异常愉快。
我记得这些人中有：一位有着光秃得无可挑剔、尽管略带瑕疵的脑袋的艺术家，他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不断把它画进他的“眼睛一吉他”
画布里；一位如果你问他，他的特殊绝技就是能用五根火柴的方法重现“亚当之堕落”
的诗人；一个如果允许他在墙角为他所供养的女演员铭刻赞美的典故，他就会资助超现实的冒险（并为开胃酒付款）的谦恭商人；一位就脸来说是体面的，不过手指的表现却十分糟糕的画家；一个刚刚从莫斯科来，极具绅士风度、漂亮的，但语言却虚伪的苏联作家，拿着一只老烟斗，戴一块新表，他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那种圈子竟一无所知，真是可笑；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绅士，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混乱了，并且毫无疑问，这一群中的两三个人与尼娜关系密切。
她是桌边唯一的女性；她曲着背，急切地吸着麦秆吸管，她的柠檬汽水的高度以一种孩子吸吮时的速度迅速下降，只在最后一滴咕咕、吱吱响过之后，她用舌头推开了麦秆吸管，只在这时，我才终于捕捉住了我一直在固执地寻求的她的眼睛，但却仍然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现实，那就是她已有足够的时间去忘掉早在早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如此彻底地忘记以至于在遇上我的目光时，她以一个空洞的、疑问式的笑容回答了我，而且只是在更贴近细看之后，她才突然想起来我所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答复笑容。
其时，费迪南（女士们把她们的乐器像放多件家具似的推到了一边，之后便暂时离开了平台）劲头十足地把他的老朋友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咖啡店里一个上了年纪、在远处角落里用餐的人身上，这个用餐人在他西服外衣翻领上系了一小条红丝带，一些法国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才会这样做的；他的灰白胡须与他的八字胡髭一起给他潮湿的、津津有味咀嚼的嘴巴形成了一个暖和舒适的、淡黄色的鸟巢。
无论如何，老年人外表的装饰总能给费迪带来乐趣。
我没在巴黎久留，但那个星期被证实足以在他和我之间惹出那种虚假的朋友间的亲密，他是具有如此的天才能把它强加于人的。
最后，我甚至变得对他有了某种用处：我的公司取得了他的较有才智的小说之一的电影改编权，后来，他便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用电报打扰我。
经年已过，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总是时时在某个地方互相照耀，不过有他在场时我从未感到坦然过，而那天在菲雅尔塔，当我听说他就在附近闲逛时，我也是经历了一种熟悉的沮丧；然而，有一点却让我颇感安慰：他的新剧的失败。
他朝我们走了过来，穿着一件带腰带和兜盖的全防水外衣，一架相机挂在他的肩头，双层橡胶底的鞋子，带着一种令人感到滑稽的沉着吸吮着一根长长的月长石糖棍，那是菲雅尔塔的特产。
走在他身边的是衣冠楚楚、玩偶般的、肤色红润的塞居尔，他是一位艺术的热爱者，还是个十足的傻瓜；我从来也弄不明白，费迪南因为什么而需要他；我仍然听见尼娜带着一种不能让她承诺任何义务的温柔的呻吟语调说道：“哦，他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塞居尔！”
他们走近了；费迪南和我兴冲冲地互相致意，试图尽可能热情地急忙握起手来和拍起背来，根据经验我知道，事实上，那不过就是在假装，那只是一个前奏。
事情经常是像这样发生的：每一次分别之后，伴随着总是被调谐得激动万分的音弦，我们相遇在一阵欢快的忙乱中，在感情已各就其位的喧闹中；但是引座员将会把门关上，那之后便谁也不许进入了。
塞居尔对我抱怨着天气，起初，我都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即使菲雅尔塔潮湿、阴郁、温室似的本性能够被称为“天气”
的话，它也恰好超出了任何可以作为谈资的范围；那些谈话的题目可以是，比如说，尼娜瘦削的臂肘，我那时正用大拇指和另一个手指捏着呢；或者是谁扔下的一点点锡箔纸，它正在远处大卵石铺就的街道上闪闪发光。
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模糊的追求仍然隐隐约约地在前面出现。
“上帝，什么样的一个印度人!”
费迪南突然指着一张海报兴味颇浓地叫道，同时粗暴地用肘推推我，接着，在一处喷泉附近，他又把他的棍糖给了当地的一个孩子，一个肤色黝黑、漂亮的脖子上戴了一串珠子项链的小女孩；我们都停下来等他：他蹲下身，对着她低垂的乌黑睫毛说着什么，随后他赶上了我们，咧嘴笑笑，说出了他常喜欢用来给他的讲话添加佐料的那些话中的一句。
这时他的注意力被陈列在一家纪念品商店里的一件不幸的东西所吸引：一件可怕的圣乔治山的大理石仿制品，在它的底座上露出了一条黑色坑道，那实际上是一只墨水池的嘴，还有一个与铁轨十分相像的装笔的附件。
他大张着嘴巴，颤抖着，因为嘲讽的胜利感而兴奋异常，他把那个落满灰尘、笨重的，而且是毫不可靠的东西拿到了手里，一点价钱也没讲就把它买了下来；后来他便继续大张着嘴巴拿着那怪物走了出来。
就像某个身边围着驼子和矮子的独裁者，他总是会和这个或那个丑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那东西恰巧是有生命的，那么这种着迷就可能持续五分钟至几天或更长。
尼娜聪明地顺口提议去吃午饭，趁费迪南和塞居尔在一家邮局前停下来的时机，我赶紧把她带走了。
我仍然不明白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长着一副窄肩膀和“抒情诗般的四肢”
（引用一位假装斯文的移民诗人的话说，这位诗人是那几位在她身后柏拉图式地对她叹息的人之一）又小又黑的女人，而且我更不明白，命运不断地把我们带到一起究竟是什么目的。
自我在巴黎的那次逗留以后，我很长时间未见到她了，后来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我发现她在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并一起端详着她那只戴着丝绸手套的手，那质地就像在陶恩齐恩大街廉价买的一种袜子的质地，有一只结婚戒指在上面闪闪发光。
有一次有人给我看她在一本时装杂志上的照片，满是秋天的叶子和手套以及风吹过的高尔夫球场。
在某一年的圣诞节，她送了我一张有雪和星星的明信片。
在里维埃拉的一处海滨，她的那一副墨镜和晒成赤陶土色的皮肤竟差点逃过了我的眼睛。
还有一天，在一次不合时宜的短程出差中，我落脚在某一个陌生人的别墅，那里正进行一场舞会，我从衣帽架上陌生的稻草人中认出了她的围巾和皮革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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