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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模式,应当在全国推广。
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邹景华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高度评价说:“5·10”
专案稳定了大半个中国的铁路治安。
“5·10”
专案成功了,一时间我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追逐的对象。
报章杂志、电视台轮番找我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把我确定为东方之子拍摄对象,但当摄制组到郑州来拍摄我的时候,我却避开了,我在湖北襄樊一个系列杀人案上二十多天没回郑州。
我其实是在有意避开采访。
从“5·10”
专案新闻发布会上我就感觉到潜在的危机,果然,这个危机伴随我此后十多年的警察生涯。
有人说我好出风头,也有人说就让他能吧!
他的命运不在那些采访他的媒体手里掌握,不在他自己手里掌握。
但是,我不后悔。
提起铁路上打击“东北虎”
的案件,那些年社会上几乎很少有人不知晓,铁路警察的威望因此得到提升。
我曾经遇到很多人问,你是铁路警察?噢,铁路警察就是跟着火车跑的,叫乘警?
我说,铁路警察不光有乘警,还有站警,还有刑警,还有很多很多警种。
大家的分工不同,但都是一个目标,保卫旅客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货物运输的安全,保卫经济大动脉的畅通。
作为铁路警察的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面对社会了,因为以前我羞于说我是铁路警察,现在我为我是铁路警察而自豪!
但是,铁路警察的管理体制,造就了铁路警察的特殊性,在很多方面让铁路警察放不开手脚,让一些干部只会唯唯诺诺。
在铁路内部,铁路警察还是被人看不起,铁路警察的耻辱感几乎伴随我几十年的警察生涯。
2013年,铁道部公安局局长易帅后召集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
我被叫去参加此次座谈。
当时我已经当了十三年的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副处级),十四次立个人一、二、三等功,两次参加全国公安英模大会,被誉为刑侦专家,那些年民主推荐干部,每一次我都被推荐为副局长的人选。
2002年,我已近五十的年龄,但在郑州铁路局二百一十名正科干部中选拔推荐,我的推荐票达一百七十多张,最后还是没有我。
当时,有一位公安处的处长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武汉。
他很惊奇,说,你在武汉干什么?要提拔两个正处级干部,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正在武汉破案回不去,提拔干部那是组织的事,还要我跑吗?
我当时觉得自己很窝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全国知名的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警察,被公安部宣传部领导誉为二杆子警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河南电影电视家协会先后为我召开王仲刚创作风格研讨会,研究王仲刚现象,因为到那时为止,我担任编剧创作并拍摄的电影一共有四部、电视剧三部三十六集,还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还得了一些奖,可以说硕果累累。
所以说我不想当铁路警察了,我想辞职当个业余的作家。
而这一次座谈会,给了我一次说说当铁路警察心里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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