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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传统”
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等概念。
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所以，说“民族传统”
，就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说“文化传统”
也往往是就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
民族文化传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族文化传统与整个民族文化具有一致的演进规律。
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十分复杂，但它离不开创造（Making）、发现（Findiing）和传递（Transfering）这四个基本环节。
所谓创造，就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质文化的过程，它包括具有起始意义的创造和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再创造。
就我国而言，中华文化的创始和奠基时期是先秦。
根据考古学的充分证明，我国早在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就产生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其他文物表明殷商时期我国已经创造出具有较高水准的物质文明，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化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代建立和形成了在我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法制度和礼制；时至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学派林立，中国进入了辉煌的文化创造时期，中华文化由此确定了其基本走向。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的形成必须首先经过创造性的劳动。
当然，不仅在文化的奠基时期需要创造，在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创造始终是最重要的环节。
所谓发现，是指挖掘和利用已经存在的但未曾受到注意的文化。
发现分为两种：在时间意义上，发现指对过去的文化进行发掘和利用；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指对异质文化进行吸收。
它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化主体通过渐进而和平的文化交流主动地吸取异质文化，如中国历史上的佛学东渐就属于这种情况，从佛教东汉时的传入到唐朝时的兴盛，中国文化对之进行了长时间的消化与吸收；另一种是在两种文化的强烈撞击和矛盾冲突下，文化主体被迫吸取异质文化，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一般来说，发现都伴随着创造过程，因为发现旧有文化和异质文化本身，并不能使这些文化融合于现有文化之中，还需要创造性地把它们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
如果说，创造和发现都属于生产文化的环节，那么，选择和传递就大体上属于保存文化的环节，它们与文化传统的形成更具直接的关系。
选择，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并基于当时对文化的理解对已有的文化产品进行淘汰或保留；传递，就是将既有的文化产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加以延伸，以期在不同的地域和久远的将来仍可保存其文化，其中，时间上的纵向传递是形成民族文化传统的最直接因素。
我国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选择运动，它削弱和钳制了其他文化思想，唯独崇尚儒学，从而大大影响了西汉以后的文化传播，使儒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有了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并使儒学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上述四个基本环节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配合，综合地作用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演进，甚至可以说很难把它们清楚地分为四个环节。
这四个基本环节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教育，统一于教育，使得在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文化传统两者关系的时候，教育必须站在历史的前台。
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意义
（一）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基本关系
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方国家都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这一问题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现代化首先从西方开始，因此往往容易把现代化与西方化联系起来。
同时，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也必然会带进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因此，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文化传统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
弘扬民族文化绝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相反，只有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民族文化才能得到发展。
但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吸收外来文化必须进行选择，即选择有利于我国民族发展的文化，经过消化和改造，最后融合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那种与本民族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或对民族有害的东西是不能吸收的，生搬硬套、全盘洋化更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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