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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赫胥黎和妻儿移居欧洲，游历了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
1925年至1926年环游世界之旅的结果是《欢乐的彼拉多：旅行日记》（1926）一书的出版，而他后来的中美洲之行则孕育了《墨西哥湾之外》（1934）这本书。
他从旅行中结识了D.H.劳伦斯，后者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劳伦斯于1926年患上肺结核病，于1930年去世；赫胥黎曾长时间照顾他，并成了劳伦斯的信徒，尽管两人对肉体和欲望的看法几乎经常是截然相反的。
1933年，赫胥黎编辑了已故的劳伦斯的信件。
在这一时期的旅行中，他还结识了作家杰拉尔德·赫德，并从赫德那儿获得了人类意识进化发展的一些近乎神秘的概念。
这期间，赫胥黎还出版了一部诗集，而小说和非虚构的批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笔下如泉涌出。
1930年，赫胥黎在法国南部的萨纳里买了一栋小房子。
正是在这里，他写出了毕生最负盛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
它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及后来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一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
或“反乌托邦”
小说。
《美丽新世界》描绘了噩梦般的未来景象，在书中的世界国里，科学和技术被用来压制人类的自由。
《美丽新世界》表明赫胥黎对他生存其间的时代困境进行了与他早期小说不同的描绘。
在这部小说里，赫胥黎放弃了他以前认为邪恶是一种温和有趣的社会现象的观点，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宏阔的观点，尽管或许牺牲了一些艺术自由：在《美丽新世界》里，邪恶是过度的，而不是不足的，它与现代人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相联系，被描绘成对机器和肉体的崇拜。
这是一个他后来将会不厌其烦地回归的主题，就像他在《重访美丽新世界》（1958）中所写的一样，这篇反思性的文章抨击的邪恶转化成了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向战争的方向发展，赫胥黎越来越关注文明的境况：他公开支持和平主义，并（部分受其朋友杰拉尔德·赫德的影响）对神秘主义和东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
1934年，赫胥黎访问了中美洲。
1937年，他来到美国，决定在加利福尼亚永久定居，在这里待到去世。
在美国西海岸定居后不久，可能是受加利福尼亚原教旨主义宗教复兴的强烈影响，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加强了，开始对所谓的“折中的神秘主义”
产生了兴趣。
这种对于宇宙起源和计划的一些直觉上可知但无法定义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许多更正统和先验的宗教和哲学，尤其是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如瑜伽）的智慧。
他认为，无论如何，神秘信仰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恒常和积极的基础，否则这个世界就会毫无意义、荒谬绝伦。
这与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道德解体形成鲜明对比，也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赫胥黎不断出版精彩和极具讽喻意味的小说作品的时期结束了，他的创作开始转向神秘主义，这在相当完整地阐述神秘主义的作品《永恒哲学》（1945）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战期间，赫胥黎在好莱坞担任编剧，撰写名著《傲慢与偏见》（1941）和《简·爱》（1944）等的电影剧本。
这段经历直接促成了他的第二部未来主义小说《猿与本质》（1948）的产生，这部小说以剧本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后大屠杀时代”
的厌世社会。
在加利福尼亚，赫胥黎与佛教和印度教团体时有联系。
20世纪50年代，他曾体验过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和麦司卡林等致幻药物，他在《感知之门》（1954）一书中提及了这些体验。
《重访美丽新世界》（1958）是一篇简短的随笔，文章讨论了《美丽新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些不足及其影响，他这时对未来社会仍然持非常悲观的看法，特别是在人口过剩和极权主义的威胁问题上更是如此。
但在《岛》（1962）这部乌托邦小说中（196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赫胥黎的家和他的许多文件，赫胥黎设法抢救出这份手稿），他展现了一个积极的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与技术一起得到发展。
1955年，赫胥黎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翌年他与小提琴手劳拉·阿切拉结婚。
晚年的赫胥黎获得了许多荣誉：1959年获得了美国文学院的奖项，并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6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的文学伙伴。
1963年11月22日阿道司·赫胥黎于洛杉矶逝世。
同一天，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遭暗杀。
因此，这位作家的去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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