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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一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北京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在热河烟波致爽殿正殿，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提出端华兼职太多，命端华只任署理行在的步军统领，醇郡王奕[imgalt="patch"height="12"srages091525585428.png"width="13"]任全国步军统领，恭亲王奕訢任京师步军统领。
奕[imgalt="patch"height="12"srages091525588433.png"width="13"]任步军统领，意味着他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
当然，京城内侍卫大臣还是端华。
为了排除内侍卫的干扰，不久，奕[imgalt="patch"height="12"srages091525590162.png"width="13"]又开始兼管善捕营事。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梓棺由承德避暑山庄起灵驾，新帝载淳与两宫太后随先皇梓宫从承德起程返回京师。
两宫太后以皇帝年龄小、自己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由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穆荫、景寿等大臣扈从；而醇亲王、肃顺、仁寿、陈孚恩等大臣护送先帝梓棺仍走大路。
这一安排意在使核心人物肃顺与其他权臣分开，使其首尾难顾，以便各个击破。
九月二十九日，新帝载淳和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
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十分迟缓，肃顺等人被甩在后面。
两宫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人。
在京城，帝胤派以恭亲王奕訢为首，朝中重臣主要有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贾桢和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和执掌军权的僧格林沁、胜保以及品级稍低的董元醇等人。
慈禧在众人面前哭诉载垣等人欺负她们孤儿寡母，希望得到众臣工的同情和支持。
周祖培欲报私仇，假意问道：“何不重治其罪？”
慈安、慈禧太后也装模作样地说：“他们都是先皇钦命的赞襄王大臣，怎可径自给他们治罪呢？”
周祖培出谋划策说：“皇太后可先降旨夺去他们的官职，再予拿问。”
恭亲王奕訢顺势将早就准备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二位太后分别用印，签发了逮捕令。
奕訢此时早已取得军方支持，僧格林沁、胜保已站在他这一边，同时他身边之人早已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亲王辅政造好了舆论声势。
九月三十日，两份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手里。
一份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份出自武将之手，起草者正是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
两份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任用近支亲王（实暗指恭亲王、醇郡王）辅政。
这就意味着朝中文官与武将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一边。
此消彼长，八大辅臣的势力被大大削弱。
九月三十日晨，正四品以上在京官员都接到了上早朝的谕令。
清廷自雍正朝起，群臣早朝的例制已经废止，京官们奉谕到乾清门听宣时，一个个心怀忐忑，猜想定有大事发生。
果然，在朝堂上，大学士贾桢、副都统胜保等亟请两宫太后训政。
接着，恭亲王奕訢宣读了捉拿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诏书。
载垣、端华二人莫名其妙，质问道：“八大辅臣并未拟诏交两宫太后，这份诏书从何而来？”
这时，他们的质问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军机大臣文祥宣读圣谕，历数八大臣的罪行，特谕肃顺、载垣、端华解任，其余五人退出军机处。
随后，立于台阶上的带刀侍卫一拥而入，褫去载垣、端华二人冠带，废去爵位，押赴宗人府。
另一边，肃顺一行刚到密云，睿郡王仁寿（12）、醇郡王便带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捉住肃顺，连夜解往北京。
一日之内，八大辅臣中的三个重要人物全部被抓。
政变仅仅用了短短三天时间，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十月初，咸丰皇帝梓宫奉移至京，入紫禁城，停于乾清宫。
在京的低品级官员和百姓这时方知咸丰帝已宾天，全城大哀，似乎大清朝最凛冽的寒冬已经来临。
十月初六，京城已恢复平静。
两宫太后对八大辅臣做出处理决定：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判斩立决；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被革职，穆荫遣戍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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