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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奕訢的强力推动下，洋务运动的步伐开始加快，而慈禧也看出洋务运动对于挽救时局的重要意义。
面对改革派与保守派大臣的争论，她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表明立场。
洋务企业的创办最早是在同治四年（1865）。
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筹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同治六年（1867），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
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他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说，“兹局之役，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
。
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学堂，延请熟习中外语言文字的老师教授英法两国语言、算法、画法。
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
另外，清廷派遣了一批官员、学者出洋考察。
同治五年（1866）春天，总税务司赫德（19）要回国结婚，向奕訢请了六个月假，并建议清廷派人到西方考察。
这正合奕訢的心意，于是奏请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廷派斌椿（20）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之举。
创办洋务企业缺少资金，洋务派便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募捐，鼓励民办；二是将军工产业商业化，兼办民用企业，如经营轮船、电报、采矿冶炼以及纺织等。
开学堂、购军舰、买机器、设炮台、翻译书籍、派遣留学生等工作次第展开，这个古老的国家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洋务初兴，慈禧非常支持，但到同治七年（1868）捻军被剿灭之后，她的热情开始冷却。
她把李鸿章调去做湖广总督，那是政务最繁重的地方；左宗棠则从东南调去西北做陕甘总督，平定回民起义，那里贫穷闭塞、民风剽悍，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
但慈禧却坚信能者多劳，仍然很器重他们。
在“剿贼”
和兴办洋务中，议政王奕訢和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声望日高，权势越来越大，让慈禧产生了一种大权旁落的危机感。
为了遏制这种势头，她开始构思权力的再分配计划。
对于议政王奕訢，她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处置办法，但对曾国藩，处置的借口却很多。
一是国内已基本平定，裁军已成必然，可借机削减其兵权；二是曾国藩生性耿直，傲骨铮铮，不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不宜担当通商大臣之职。
巧合的是，同治九年（1870）四月到六月发生了“天津教案”
。
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肆意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杀了数十人。
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陈兵于天津港口，七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
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
不过，曾国藩是汉臣的标杆，直接将他降职或免职，会给官场造成巨大震动。
偏巧，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案件——两江总督马新贻（21）遇刺，使慈禧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她借曾国藩在处理此案时的失误将其重新调回到两江总督任上。
但是，谁来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呢？慈禧心中早有人选——李鸿章。
原因有四点：第一，他是曾国藩的门生；第二，他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第三，他善于跟洋人打交道，有外交才能。
还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李鸿章善于体察上意，对慈禧俯首帖耳。
其实，慈禧大可不必费这番心思，因为曾国藩此时已是重病缠身。
曾国藩离开北京前，正逢他六十大寿，慈禧和同治皇帝御赐给他许多贺礼，同治帝还亲手写了一首贺诗并御书“勋高柱石”
的匾额相赠。
到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曾国藩入朝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
慈禧与他的对话看似平淡，实含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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