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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其实，感到惶恐不安的不止翁同龢一人，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心中同样不安。
第二天他给岳父李鸿章写信，也提到老佛爷的不满情绪，并在信中说：“北宁又失，事更棘手。
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
愿我公密筹见复。”
徐延旭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
而徐延旭出任巡抚正是张佩纶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李鸿章又能说什么呢？
慈禧很快做出决定，下令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他收拾败军，尽力抵抗；如再退缩不前，将从重治罪。
然而，越南战局并未出现转机。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第三次奏报朝廷，位于越南东北的太原失守，黑旗军和清军死伤甚众，法国准备向中国索要巨额赔款。
慈禧闻报震怒，于二十九日颁旨：“镇南关外军情万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
故将徐、唐革职拿问，解交刑部严处。”
滇、桂两省大员受到重惩，但战事还没有结束，法军继续向北推进。
慈禧又急发一道懿旨，饬令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督军驻守镇南关。
张佩纶深为自己荐人失察而自责，他又给李鸿章写信说：“误荐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公谓何如？”
李鸿章的回复却是轻描淡写：“徐延旭当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你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
你为言官，论列贤否，朝廷向无严谴之例，枢臣对徐一意信任，则不可解。
我与李鸿藻及你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更加虚衷体察，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
他没有严厉批评张佩纶，只是善言提醒他以后不要轻易举荐。
但是这时却有人出面弹劾张佩纶，他就是左副都御史盛昱，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
作为爱新觉罗宗族，他认为自己数代荣享皇恩，必须仗义执言。
三月初八是清明前的寒食节。
禁烟冷食让一向喜欢热闹奢华的慈禧有时间冷静地整理一下思绪，她又想起了越南战事。
从越南北部到北宁，再到越南东北部太原，清军先是不战而退，再是战而不胜，这些与军机处的怠惰有莫大关系，正好可以借机整治军机处，把奕訢拉下马。
她正考虑该从何处入手，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章适时出现了。
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失察为由，上奏弹劾全体军机大臣。
他在奏折中说：“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粤，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
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
……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盛昱也主张弹劾新委派的潘鼎新、张凯嵩两位巡抚，指出：“唐、徐既经拿问，即当另简贤员，却就近于湖南用潘鼎新，于贵州用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而依其愚见揆之，是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如此存心，是诿卸之罪也！”
为此，他在奏章中提出解决方案，“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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