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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向东，越过镇子边缘的黑树酒馆，沿着山坡上的石子路骑到小山脚下树林里的尸体溪畔，再赶往下一座山顶的骷髅地墓园，这段路程大约是1.5英里出头。
亨利叔叔和丽娜阿姨的农场比墓园再远一点，差不多得骑上两英里，但路比较好走；杜安·麦克布莱德的家还要再往前骑半英里；过了骷髅地墓园以后，往前再走1英里就到了树林里的老采石场，现在人们叫它“比利羊山”
；穿过茂密的树林，前面两英里左右就是神秘的吉卜赛小径。
石头溪离镇子差不多有4英里，这条路基本都是石子铺的。
孩子们可以在自行车道高速桥下的深水区里游泳——顺便抓几只蝲蛄。
完全没问题。
过了石头溪以后，沿着这条路往前再走四五英里就是朱比利州立公园；要是打算在外面待一整天，你可以在这座大公园里玩个痛快，比如说，爬到“情人泄”
（这个绰号是男孩们起的，因为哈伦站在崖顶上撒过尿）高高的悬崖上面假装要往下跳。
每天早上，父母不会追问孩子们打算去哪儿，孩子也不会告诉他们。
这是一件大好事。
所以在1960年暑假里的任意一天，榆树港的孩子们无人看管的有效玩耍半径大约是单程10英里，往返20英里。
相比之下，今天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过去三四十年来，前青春期儿童的自由活动空间到底缩小了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寻找可靠的社会学证据，但是，尽管我在线上论坛认识了几位比我懂行得多的研究者，这方面的数据还是少得可怜。
我只能仰仗于个人的观察和旁人的口述，综合下来，大家普遍认为，21世纪的孩子多半像囚犯一样被关在家里或者院子里，只能按照父母安排好的时间表活动。
不过，我找到了桑福德·加斯特主持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城市儿童的活动范围——三代以来的变化》——这份报告刊登在《环境和行为》杂志1991年1月的第23期上。
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它研究的是过去三代以来，美国儿童“自由活动空间”
的丧失，但它调查的对象是城市儿童，主要关注1915年到1976年之间的几个世代，尤其是曼哈顿北端的英伍德城郊社区。
显然，曼哈顿儿童的行为习惯似乎很难跟1960年伊利诺伊州小镇榆树港（邮编650——有电子测速）的麦克、凯文、戴尔、劳伦斯、杜安、哈伦、科迪这些孩子扯上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他们真的有关系。
英伍德最早的城市居民主要是来自爱尔兰、德国和俄罗斯的移民。
后来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陆续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个干净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
20世纪50年代，英伍德迎来了第一批非裔美国人家庭；等到加斯特开始做研究的年代，这里的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黑色的面孔，你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白人儿童样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伍德的孩子享受着最纯粹的自由，他们的活动场地包括树林、建筑工地和巨大的英伍德山公园。
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政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永远地改变了英伍德的地貌，横贯英伍德山公园的亨利·哈德逊公园大道就像一座长城，它隔开了树林和旷野，将孩子们圈禁在了公路这边。
（同一个项目下的亨利·哈德逊桥联通了英伍德和曼哈顿，但在本地的孩子们看来，这座匝道繁复的大桥很难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
同样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英伍德山公园里那些孩子能走到的荒野也慢慢变得?“文明”
起来，长椅、步道、路灯、运动场、游戏场地和游乐场取代了树林和小径。
到了60年代中期，英伍德山公园里大部分无人监管的区域已经成了黑人青年帮派的地盘。
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父母和神职人员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迅速地将孩子们的活动场地转移到了组织严明、有人监督的地方：譬如成人主持的少年棒球联合会、学校活动项目、青年活动中心，等等。
这样一来，没有加入帮派的8到13岁的非裔美国儿童成为第一批受到严格监管的孩子，他们在树林和旷野中自由漫游的时间越来越少，乃至于无；到了20世纪70年代，白人儿童也步其后尘，开始遭到成人的严格监管。
20世纪20年代，英伍德山公园里的孩子尚且拥有3到5英里的活动半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的活动范围不断遭到压缩，最终局限在了后院的栅栏和有人监管的游乐场里，这主要是出于家长们对帮派、毒贩和汽车的恐惧。
下面我引用了这项研究的部分结论。
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英伍德儿童无人监管的社区活动日益缩减。
最显著的趋势是：儿童能够或者可能造访的地点，其数量和类型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有成人引导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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