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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们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能挣会花；有渴求名望与成功的心理状态……所有这些，都会在比他们年龄略小的新一代中起到示范效应，激励他们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也加入到中产阶层队伍中来 8。
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收入矛盾
近些年来，不乏有一部分老年人尤其是老职工抱怨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收入还不如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娃”
；眼看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却不得不“提前内退”
；更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着劳动合同每年一签的现实，随时都面临着失业威胁！
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新生代”
，他们在人才资源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收入也超过其他年龄层。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丝，曾经在研究中国城市代际结构时发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文化程度较低的年长一代，占据了地位较高的职业和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从事的却是较低职位的工作。
这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才资源配置完全没有体现市场竞争原则。
人才资源配置处处论资排辈，年龄越大、资格越老、收入也越高，两者呈现出一条直线上升关系。
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后彻底颠倒了过来。
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1994年调查发现，20～30岁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其它各年龄组，尤其是超过中年组。
41～45岁的中年组收入指数最低。
究其原因，只能从代际更替上得到解释，而且这种奇特现象只有在社会急剧转型期才能出现。
原因在于，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竞争力强的年轻人收入增加很快，不能适应社会剧变的中老年人收入必然下降，甚至完全被淘汰出局、失去收入来源。
这从年轻人的收入高低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上，可以看出来 9。
我国中产阶层内部结构中年轻人比例较高的事实表明：代际更替正在以职业结构、产业结构、新的经济体制的面目出现，这从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资源配置更优、效率更高的方向。
中产阶层年轻化分布不均衡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一般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曲线，年轻时和年老时收入较低，年龄在45岁左右时达到最高。
中年人经验丰富、竞争力最强，理所当然收入最高。
可是在我国，年纪轻轻不到30岁倒能进入中产阶层行列。
这是因为，市场转型重塑了两代中国人的利益结构：作为计划经济社会中间阶层的国营企业职工、即目前的这一代中老年人，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整体衰落；而新崛起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和大城市中，正在形成新的中间阶层。
这些年轻人普遍具有高学历，在新兴行业或外资企业就职，而这些行业和企业又处于上升期，于是水涨船高，他们进入了中产阶层。
这种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均等的。
根据李强教授1996年在全国23个省市的县级以上城市调查，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在省会城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而在县级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却低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
究其原因在于，在大城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大款，是他们提高了该年龄组的平均收入水平 10。
这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讲，年轻人中的中产阶层比例较高；可是从社会总的阶层分布看，我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很小；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比例要高于小城市，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普遍。
收入悬殊，与权力背景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种权力排斥现象——体制外的人要想获得相应发展机会，成本要高于体制内的人。
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体制内、体制外两种不同分配机制，分化出了两种不同利益群体，“准中产阶层”
群体从此出现。
家庭背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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