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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同传统产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高科技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把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经营管理者等知识分子单独划为“中产阶级”
的观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不然，就只能是分裂、贬低、抹杀工人阶级，从根本上动摇党的阶级基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 4。
显然，这一说法是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上的中产阶层概念而言的。
而现在我们所指的中产阶层，则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社会阶层。
这种中产阶层概念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
他们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
我国中产阶层不可能成为剥削阶级
我国现阶段，基本生产方式仍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基本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私营经济，属于非基本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层，也只能是非基本阶级。
这就是说，作为非基本阶级的中产阶层，它们必然具有这样两重社会属性：既是资本私有者，又是劳动者，还根本无法成为政治经济学概念上的独立的新生资产阶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认为，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他们还不具备稳定的经济基础，发展历史还只有20多年、规模又普遍偏小、经营很不稳定，从整体上看，与公有制经济相比还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其次，他们的社会身份转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种转换是不彻底的，随时可能回归原来的普通劳动者身份，或者转换成其他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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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倚，中产渴望社会稳定
中产阶层渴望社会稳定，这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
消费前卫，政治后卫
一般来说，当代各国中产阶层都有这样一个显著特点：消费前卫、政治后卫。
就中国中产阶层而言，消费前卫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他们也需要炫耀自己的消费实力。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与过去的短缺经济相比，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几年几乎引发了一场“消费革命”
6。
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 7。
中产阶层的政治后卫，确切地说，是他们主张以渐进而不是动**的方式推进民主政治，并不是一味反对或不拥护民主政治的推进。
中国中产阶层的这种明显反差，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那些通过市场改革乃至寻租方式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管理层），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党和国家的代理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许多人都与当地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社会关系。
有研究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中，比重（30.7%）最大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 8。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部分中产阶层并不希望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和政府之间发生严重冲突。
其次，那些没有在市场改革中通过寻租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高收入的白领阶层），由于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养和体面的收入，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同样不希望社会动**，否则一旦失去工作，他们也就失去了收入、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
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表明，有21种职业得分在80分以上、28种职业在60～80分之间，这两类人恰好构成了中产阶层群体主干 9。
最后，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直接从事的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主要是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家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对目前社会秩序的肯定，最容易被整个社会认同。
他们最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和政治。
他们既不会拒绝社会变革，又会反对社会动**。
中产阶层经济前卫、政治后卫的特点，很好地表明了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奠基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未来社会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和规模。
中产阶层政治上的两面性
早在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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