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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做，就表明他与老板之间没有了“该有的”
等级；现在他这样做了，就“活该”
丢掉原来的饭碗。
这种情形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是如此。
这说明，当一个人一旦处于社会关系网，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容易产生追求和压制之间的矛盾。
长期生活在这种等级差别中，很容易对等级差别产生膜拜和期望，最终扭曲人的灵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参与政治，结果却成了保罗·福塞尔在其《格调》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所评论的那样：“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
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
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
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
把这个评价用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完全合适。
中产阶层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仅仅从新中国历史看，1949年以后，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
6在整个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
下，中产阶层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
7。
中产阶层无论怎样创造物质成果，都无法避免陷入社会结构的劣势地位，哪里还有他们参政议政的份？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解冻，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曾经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中产阶层又开始起死回生。
据官方最乐观的估计，2006年我国中产阶层人数会达到2亿人。
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可能不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发展规划，更不用说，中产阶层的构成十分复杂，几乎囊括了机关、教育、娱乐、生产等各行各业的精英，掌握着政府相当一部分话语权呢 8！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人数还少，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还无法真正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担当起“中坚、主流”
作用，更不可能发挥“协调、整合”
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
相反，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投机欲望却不断膨胀，拜金主义、攫取财富的市侩心态进一步强化。
所有这些，都多少有些令政府失望。
升官发财，正确看待官本位倾向
在中国，无论表面上是否承认，“升官发财”
在潜意识中总是一个人是否取得“成功”
的标志。
尤其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升官”
“发财”
如果不能双管齐下，至少也要有一枝独秀。
所以，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而目前在我国中产阶层中又有重新抬头倾向。
官本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统治，官本位倾向在我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改革开放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出现了“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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