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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考古跟盗墓，在民眾眼中一个样。
荒郊野岭，突然来了这么一拨身份不明的人，就开始刨土。
这种行为，在当地村民眼中，跟盗墓贼有啥区別？
要刨人家祖坟，谁答应？
真要挖出好东西，想带走？门都没有，搞不好就会有械斗，小命都快折腾没了。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的时候，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们僱佣几十匹大牲口，驮著几十个大木箱，直接从西阴村出发，结果在榆次站装车的时候，就被工人扣押了。
因为有工人们怀疑那76个箱子里有“大宝贝”
，不放行。
后来才发现，木箱子里面装的是陶片。
其实，不止普通民眾，就连上层人士也有人把考古跟盗墓等同。
甚至1934年还发生了国府要员戴季陶公开发电声討田野考古发掘的事情。
起因就是当年戴季陶被派遣到陕西抚灾。
目之所及，陕西农村破產，盗毁墓葬案层见叠出，又恰逢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发掘，发掘墓葬眾多。
於是，不问缘由，迁怒田野考古，公开致电蔡元培、汪兆铭、王世杰和正在南昌行营坐镇“剿匪”
的常凯申校长控告，强烈谴责各地的田野考古活动，主张严禁发掘古墓。
《大公报》以《戴传贤反对考古请禁科学家发掘古墓的通电》为题，头版头条刊登对方的电文。
他的电文言辞激烈，可谓是痛心疾首。
其中，有一段原文是这样写：
“古代於自掘禁墓者，处以凌迟。
现今各省亦有死刑处之者。
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他的电文一出，舆论譁然！
学界开始据理力爭。
蔡元培联繫李济等人，然后傅斯年开始復函反驳。
回函比较客气，大致意思是这样：
“理解戴院长担忧，但是不认同戴院长的指责，掘墓的恶风早就有，这锅田野发掘不背。
不仅如此，我们还呼吁禁止掘墓恶风，绝对没有破坏民族歷史。”
丁文江也站出来发文反驳戴季陶的观点。
他当时是中研院总干事，曾经担任周口店遗址发掘项目的名誉主持人，他当然不认同戴季陶的观点。
甚至，蔡元培给戴季陶回电为新生的田野考古学辩护。
主持陕西考古学会工作的徐旭生事后也发文解释整件事的经过，反驳戴季陶的不实言论，还抨击对方的举动是阻碍科学。
“发现古蹟，並不以掘墓为目標，即考古家欲知之古代歷史与文化，……盖发掘是把陵墓內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馆供科学家之研究，深望社会认识考古並非掘墓。”
一时之间，《时事新报》《燕京学报》等报纸、学术单位及文化名流也纷纷参与笔战，热闹不已。
然而，最终戴季陶的呼吁还是起到作用了。
国府行政院还是通过“严禁发掘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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