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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论文完稿了。
然后，等苏亦论文顺利完稿的时候，外界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首先是文匯报的高级记者郑忠，这个傢伙又开始搞事了。
消停大半月之后，对方又继续在《文匯报》上发文。
这一次，他也写报告文学，而且標题取得还很有意思——《稻作文明的摇篮——河姆渡》
汪忠勉用《中国稻作起源》来做报告文学的標题，他也有样学样，不仅写一篇报告文学，还取了一个差不多的名字。
更加有趣的是，他报告文学的內容，也开始写群像。
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河姆渡遗址发掘队的队长——刘钧！
然而，故事又不是仅仅是围绕著刘钧来写的。
而是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到试掘，再到第一次发掘以及第二次发掘，甚至到学术研討会的召开，整个过程都事无巨细的写出来。
这篇报告，除了浙江博物馆歷史部考古人员，还涉及到学界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
其中，就有很多苏亦熟悉的师长。
比如，他们北大的苏秉琦、严闻名以及邹恆几位先生，甚至，考古所的夏鼐石兴邦以及安之敏两位先生都曾去过现场，並且给予高度的讚扬。
郑忠通过对当事人的採访，藉助他们的嘴，把诸位先生的评价都说出来。
甚至，还提及一位苏亦的老熟人——浙农大的游修瓴教授，
对於游教授，苏亦也算是神交已久。
游教授跟华农的梁嘉勉先生一样，后来也成为浙农大的图书馆馆长，但他的经歷跟嘉勉先生又有些不一样，他不是一开始就研究农史的。
他早先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院农艺系，这属於现代农业科学，之所以跟农史结缘，还是因为五十年年代淘到一本旧书《齐民要术》，於是他就写一篇文章“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
刊登在《农业学报》，然后，获得农史界石声汉、辛树帜两位老先生的关注，才开始投身农史的研究。
不过，他这个时候，还是在农学系执教作物栽培学，农业概论，带生產实习，又编教材，翻译等，农史研究只是业余的活动。
至於，游教授真正开始研究稻作起源，则跟河姆渡遗址息息相关。
1972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穀和稻米颗粒，考古界对此完全陌生，就请浙农大派专家去鑑定。
然而，当时，浙农大也没有这个方面的专家，唯一讲授水稻栽培课的教授又在外面出差，於是，他就被赶鸭子上架。
因为他恰好研究农史，稍微沾边，就被人推荐去了河姆渡。
可以说，游教授后来之所以成为稻作史权威专家，就是从河姆渡开始的。
因此，老先生对河姆渡遗址有著非常特殊的感情。
这也是为何，当初苏亦写文章碰瓷河姆渡遗址的时候，老先生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反驳他的观点。
这也没啥事，不管是之前他写文章反驳苏亦的稻作起源“华南说”
，还是，前段时间在《光明日报》质疑仙人洞遗址没有形成稻作文明的条件，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都属於学术之爭。
学界，是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存在的。
只要有不合理的地方就可以质疑。
態度友好一点的就说商榷，不友好的就直接质疑。
问题不大。
然而，这个过程之中，多了郑忠这个傢伙，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他利用老先生在学术上的能力，旗帜鲜明地反对著苏亦的观点，同样，又利用他在媒体上的影响力，煽动民眾的情绪。
这不，报告的最后，他还引用游修瓴的话，“关於稻作起源有华南、云贵高原、长江下游、黄河下游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些观点虽然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但总有说服力不足之嫌，个別的看法显得外行，或者偏狭，抓住一点就发挥，比如出土了两三颗穀粒，年代早些，就推定该处是稻作的起源地，可信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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