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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釗涛確实在推动中大人类学系的復办。
既然说是復办,那么就说明过去曾经存在过。
1948年,杨成志先生推动中大人类学系的创办,结果,52年,院系调整,直接被撤销。
建国初期,高校建设全面仿苏。
按照原来美英的划分法是將人类学分为四分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
改为苏联模式就是將人类学撤销,將其余三分支分別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立。
民族学设於歷史系。
这也是为什么中大人类学系併入歷史系的原因!
然后,中苏交恶,停止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民族学学者受到波及。
此时,中国的民族学实际上已无处安身,只能改变方向去研究民族志。
正是因为这样的歷史背景,梁釗涛才在中大组织杨贺书和杨启锌两位青年教师率先编写《民族学概论》的初稿。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之中,苏亦也给予一定的帮助。
他前世读博,研究民族考古,对於这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再加上曾经读过这本书,知道它最终版本《中国民族学概论》是什么样子,因此,在编写方向给出了不少的建议。
这也是为什么,梁釗涛特別希望他调回中大的原因。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梁釗涛为復办中大人类学系,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找了不少的关係。
他与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关键学者,如费孝通、吴文藻、夏鼐、贾兰坡、吴汝康、杨成志、林耀华、王野秋等先生都有过接触。
实话实说,效果不是很好。
1978年11月至12月间,梁釗涛带著编写民族学教材的提纲,到社科院民族所和央民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徵求修改意见。
大部分老先生都被过去运动弄出阴影,纷纷规劝他不要去搞民族学人类学。
不过,梁釗涛並没有气馁,他打算走迂迴路线,先是在中大恢復民族学相关课程,並且逐渐编写一些中国本土材料的民族学教科书,前面提及的《民族学概论》只是其中一本。
对此,苏亦也在关心相关进展。
梁釗涛说,“我昨天就曾经去民院找杨先生,杨先生这一次口风有些鬆动。
甚至谈及你,还感慨后生可畏,並且还暗示我可以先把你邀请到中大任教,会对復办人类学系之事,有些帮助。
当然,我知道你的难处,同样復办之事,初期也不易搞得大张旗鼓。
现在政策不断地在变化,上面的口风也在鬆动。
今年,我们已经在歷史系恢復相关课程,一会儿,我还需要去拜访其他先生。”
“有什么我能够帮得上忙的吗?”
梁釗涛笑道,“你能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提前毕业,对於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说到这里,他又道,“对了,你对於梁嘉勉教授的邀请,是怎么考虑的?”
昨天到北大,梁釗涛就给他带来梁嘉勉教授的信件。
主要是邀请他参与在郑州举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编写会议。
整个会议,於3月5日开始討论,3月9日下午结束,时间非常赶。
邓公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產力”
观点,不仅地方响应,有关部门也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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