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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来，大体是彼来而此受。
当时中国高僧们在国内，多已先有一番教育根柢，文化修养。
自己先有一作底的准备，再求兼通，故双方异同有比较，有会通。
近代吸收西化，大体是我往而彼教。
出国留学的，多属青年，对本国传统历史文化，未有真实基础。
学成归国，转成知彼而不知己，易于引起新旧冲突。
把西方立场来回看中国，固不易得中国自己之真相。
而把对东方一无了解的人骤进西方，等于赤手入闹市，没有资货，无从审细挑选鉴别，亦只有随手捡拾一些零碎不相干的新奇东西而止。
此其三。
以前中、印交通，是纯思想的，纯理论的，又带一种宗教情绪。
因此当时中国高僧们，都带一种个人牺牲的求真精神。
近代中西交通，夹杂进商业与军事。
彼方是一种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此方是力求富强，救危图存。
最先动机，本不在文化与真理上，种种流弊，由此漫衍。
此其四。
晚汉之季，中国思想界，由儒转道，走向消极。
佛学在此时传入，更易投契。
而且正为其态度是消极的，大家都想从实际人生圈子里抽身退出，来寻求另一种的真理。
这一态度，在消极方面，可以解消当时实际人生中的许多纠结与矛盾。
在积极方面，却给与当时人精神上另一种的兴奋与寄托。
如是则消极又转成积极。
晚清道、咸以下，满洲的高压政权开始崩溃，中国思想界开始想从古经典的研究中转向积极，重新注意到实际人生政治社会的各方面。
而此时西方思想亦开始传入，似乎亦易相投契。
但消极出世，只具一态度即够，积极人世，应该在智识上、理想上有更多准备。
而道、咸以下的思想界，在此准备上实嫌不充分。
根本自己没有一坚明确定的立脚点，急剧感受到西方那番精力弥满、横厉无前的积极领导，遂如盲人瞎马，干柴烈火。
实干的意向超过了研寻，破坏的情绪超过了建设。
事实上发生了种种阻碍与冲突，反而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
于是正面向外的接受反少，反面向内的攻击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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