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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
“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
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
我成了热锅蚂蚁。
家人守在床头，负责测量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翻阅网上的“非典”
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
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旦“暴露”
家中有38℃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
患者。
“120”
急救车说不准马上开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单地划进去。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怎么办？
我和家人激烈的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量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让谁地争执着。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
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被SARS传染上，被急救车拉走，我一定毫不犹豫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
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
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克制的情绪——我强装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女儿的高烧不退，家人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
我们全家需要作出选择——医院是唯一选择的地方。
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在无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医院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11时左右，我们一家几口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
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
，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
我们一家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家人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
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
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
，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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