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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群众结社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北京大学校园蔓延开来以后，他经过深思熟虑，遂于1922年创建了“民治主义同志会”
。
由于这一群众团体在日后演化成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
的社会基础，并成为王昆仑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托，很有必要做一介绍。
据史记载：“北京大学学生王昆仑、傅汝霖、钟天心、陈君朴、谭克敏等于1922年春组织的标榜民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团，曾创办《民生》周刊。”
我们由《民生》周刊的名字可知，这时的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完全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换言之，王昆仑业已结束了寻求救国主义的阶段，他的最高信仰是三民主义他的理想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但是，他因在北大校园读书，至今无缘拜会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就在王昆仑等创建“民治主义同志会”
的前后，北国大地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战亊在京汉线的长辛店、津浦线的马厂一带展开。
直系和奉系两大军事集团逐鹿华北大地，杀得天昏地暗，生灵涂炭，终以奉系战败并退出关外结案。
王昆仑静观战亊的发展，潜心研究战事的起因，终于看淸直奉大战的背后，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本军国主义的角逐。
从而坚定了王昆仑“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革命决心。
王昆仑透过车窗，看着疾驰后移的广袤大地，似又看见了直奉交恶的残烈战场，似又听见了逃难百姓的凄凉哭喊。
他缓缓地移过头部，合上双眼，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复又睁开双眼，看着对面就座——依然侧首看着窗外的那位书生，低沉地说道：
“日葵，你在想些什么？”
这位叫日葵的书生是王昆仑南下的同行者黄日葵。
黄日葵，广西省桂平人，长王昆仑四岁。
他早岁在故乡读书，后于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因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遂于1918年愤而回国。
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滇团、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宣传新文化和爱国思想，积极参加和领导“五四”
爱国运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计划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出任中共北京地委的宣传委员。
虽然他和王昆仑的政治信仰迥异，但他们因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且又都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因而不仅是稔熟的校友，而且还是革命的同路人。
他听了王昆仑的问话，回过头来，笑了笑说：
“我看着窗外直奉大战的疆场，在想直系统治下的北京将向何处发展？自然，也在想我们在教育界搞的这场驱彭，运动将会有个什么结果？”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直系势力入主北京。
但由于直系吴佩孚的军事实力日渐壮大，和其顶头上司曹锟分庭抗礼，从而使直系分洛派（吴佩孚）和保派（曹锟）两大派系。
曹锟急于登上北洋政府的总统宝座，而吴佩孚又想做当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满。
结果，在组阁问题上展开了幕前幕后的激烈角逐。
这就是黄日葵所担心的第一个问题：直系统治下的北京将向何处发展？时下，在曹锟和吴佩孚入主北京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内阁，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而在直系控制下的第三十届内阁中唯有一人是曹吴共识认同的，那就是教育总长彭允彝。
黄日葵所说的“驱彭”
运动，就是京城教育界为反对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而开展的一场运动。
而王昆仑和黄日葵出京南下上海，也正是这场“驱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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