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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共两党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各界群众组织起来。
王昆仑的工作重点依然在北京高校，在学生中组织了“沪案雪耻会”
。
遂又于6月5日，又成立了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
，相继在6月3日、10日、25日连续举行了三次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
其中第三次示威游行有三十万人参加，形成了一幅火热的群众斗争的壮丽图景，一扫这反革命统治下的古老北京的沉闷空气！
每到这种时候，王昆仑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边，振臂髙呼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指挥着浩浩****的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
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感到觉醒的人民是无敌的，古老而又落后的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中右三派为争夺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日渐激化。
首先，国民党右派元老——王昆仑的入党介绍人张继、谢持以及邹鲁、石青阳、茅祖权，再加上王昆仑北大同学——共同发起“民治主义同志会”
的傅汝霖等人聚首北京，要求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由广州移到北京召开，借口是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暂厝香山碧云寺，实质上是避开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打着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夺取国民党的最髙权力。
对此，跨党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李大钊、于树德，国民党左派中央执委王法勤、丁惟汾、于右任等人早巳洞察右派元老的夺权阴谋，遂据理反对。
据史记载：“李（大钊）等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之理由，谓该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
这时，汪精卫急欲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力主在广州开会。
结果，南北配合，终于促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会议于6月15日在广州召开，并推选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等。
国民党右派元老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欲筹备“召集海内外全体党员大会，以否认汪（精卫）胡（汉民）等之行动，日来正在磋商一切进行方法云”
；另一方面汲取失败的教训，采取国民党右派元老南北结合的办法，从所谓左派汪精卫的手中夺回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王昆仑是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右派元老一边的。
随着国民党左派右派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发展，真正的左派领袖廖仲恺遂成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攻击的中心。
右派元老胡汉民、邹鲁、许崇智等人躲在幕后精心策划，指示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等，于8月20日上午八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刺杀了廖仲恺，史称《廖仲恺被刺杀案》。
蒋介石借机利用汪精卫赶走了握有实权的右派元老胡汉民和许崇智。
自己顺势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权。
为了它日再利用右派赶走假左派汪精卫，遂有意让邹鲁、谢持等一批右派元老潜往上海。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王昆仑因不知其详，只是凭着正义的良心，他强烈地谴责刺杀革命先驱廖仲恺的行为！
国民党右派元老向以把北京视做他们的发祥地。
就在刺杀廖仲恺的前后，他们公然派人到北京制造舆论，发展队伍，为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创造条件。
对此，王昆仑做了如下记述：
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忽然从当时革命根据地广东到北京来了一个“国民外交代表团以国民党老中委林森、邹鲁为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
为号召，而实际目的是要到北京来召开一个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与在广东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
他们通过一个青年中委傅汝霖开始和我们逐渐接触，谎言欺骗地说共产党要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广东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完全被汪精卫、蒋介石和俄顾问鲍罗庭把持，汪精卫巳改名“汪季新”
，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应当团结起来救“亡党”
之祸，以免中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
这祥就引起我们原来思想向右的青年们的极大的忧虑、恐惧，更加坚定地反共反苏。
国民党右派元老向以把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当做他们的避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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