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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通过个別谈话进行宣传活动。
同时，“通过当地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妇女文化促进会当然是主要阵地，还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等。
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
。
二、由王昆仑等出面，举办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讲学会内容是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请的“主讲人有立法委员陈长蘅、卫挺生先生，正统派的经济学者赵兰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国会的章乃器、钱俊璁等。
讲学的场所，借的是青年会礼堂和中央大学大教室，但章乃器来讲的那次，轰动一时，听众特别拥挤，只好临时请中央大学开放大礼堂。”
三、继续做孙科的工作。
对此，孙晓村同志做了如下回忆：“1935年，王昆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活动面又扩大了。
当时孙科筹备中山文化教育馆，想找几个知名学者去，我和王昆仑商量，介绍陈翰笙去。
陈此时已不担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的所长，但在学术界很有名望，孙科很重视他。
但陈因自己不能常去，我们又介绍陈洪进去，陈洪进又介绍了宜静之。
这样，中山文化教育馆也成了救国会的一个阵地。”
四、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
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相识十余年，不仅在反蒋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时下又都有着一顆不愿做亡国奴的心。
他听说冯将军求知欲望很强，遂把孙晓村、陈翰笙等一批大学者派到冯将军身边，于讲学的同时，还可一块商谈救亡抗日大计。
五、保持和上海救国会的密切联系。
王昆仑虽然和范映霞办了离婚手续，但他依然定期来往于宁、沪之间，传递着消息，密切双方的关系。
在这期间，他不仅经常拜访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而且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以及社会名流章伯钧、章乃器、史良女士等过从甚密。
这样，就把宁沪两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做一股怒涛。
就说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救国会一事吧，南京方面不仅派出了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为代表，而且曹孟君、孙晓村还当选为全国救国会的常委。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
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
例如他和范映霞的爱情就是这神十分典型的恋爱模式。
而他和范映霞的爱情悲剧，也是这种爱情模式的必然结果。
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霞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
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
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志同道合，是革命者恋爱的基础，但这绝不是成为美满姻缘的必然条件。
然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往往把这当做选择恋爱者的唯一标准，可一旦结合，多数又会演义出许多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来。
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
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问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
举例说：
曹孟君是一位美人。
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曾撰文这样称道她：
“曹孟君和王昆仑、胡济邦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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