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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不重视名誉的人，也会因好的声名而欣喜。
这种欣喜则是因为人们对他长期所做的善行给予的肯定，“乐道人之善，则天下皆去恶为善”
，一般不会把它作为进取得阶梯。
名誉的价值它既不能用金钱去购买，也不能用金钱做尺度。
名誉虽然只在人们的口头流传，但是却要由人们的良知来判断。
正如《墨子·修身》篇上所讲的：“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
要想一个人的好声名，免归于沉寂，就必须有不断的善行予以支持。
（这一点荣誉和它也不一样。
荣誉有它的阶段性，即使一个人一生中只拥有过一次，这个荣誉也将终生保留。
例如各个层次的劳动模范，直至“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有地位的人固然很注重名誉，但只有当社会上普遍都对名誉十分看重的时候，美德才可能成为普通人的道德而广泛流行。
所以名誉比起荣誉来，更加难能可贵。
名誉并不是神秘得高不可攀。
任何一个面向社会、服务于社会的人，都有获得好声名的机会。
名誉的底色就是清清白白地做人。
在这个底板上，你所做的每一件善行都将被记录下来。
开始也许并不被人看重，但当善行不断地被积累，你的声名必将鹊起于广大的群众之中。
所以，名誉是从点点滴滴中做出来的。
在我国建国后的名誉排行榜上，当首推雷锋、焦裕禄和孔繁森。
他们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代代相传。
下面是一则关于名誉的故事。
相传在祖逖死后，东晋王朝接皇帝的儿子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又一次攻打建康失败，自己病死了。
到了晋成帝（明帝的儿子）的时候，历连发生几次内乱。
晋元帝想抵制王氏势力，王敦起兵攻进建康，杀了一批反对他的大臣。
元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起兵叛变，攻进了建康。
东晋的一些大臣束手无策，后来依靠荆州刺史陶侃出兵，花了两年时间，才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陶侃在王敦得势的时候，本来是王敦的部下。
那时候，陶侃立了战功，做了荆州刺史。
有人妒忌他，在王敦面前说他坏话。
王敦把他调到广州。
那时候，广州还是偏僻的地区，调到广州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
来到广州的陶侃，并没有灰心丧气。
他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头（文言是“甓”
，音ｐì）从书房里搬到房外；到了晚上，又把砖头一叠叠运到屋里。
人们看到他每天这样做，处于一种好奇，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
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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