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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如果不谈政见，只谈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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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变法者之首，在熙宁年间首倡变法时，司马光作为反对新法的旧党，直接选择退隐家乡洛阳，用了15年修出传世之史《资治通鉴》；15年后，哲宗继位，在朝野的一片拥护声中，司马光重登相位，视变法为异端，除恶务尽。
一个是新党的领袖，一个是旧党的元脑，势同水火的两个人物，却都与苏轼有过紧密的命运交集。
新党视之为旧党一分子，而旧党上台后，他偏偏又为新党辩护，在政见上，他两面不讨好，不迎合。
如果不谈政见，只谈学问，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对苏轼的天赋才华和如光一样温暖的性格，内心是极为喜欢的。
有宋一代，士大夫多集官僚、文人、学者于一身。
如果没有党争，没有内讧，让他们齐聚在那片天空下，该是怎样奇异瑰丽的景观啊。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启熙宁变法。
这位“拗相公”
，以孤绝的气质和高迈的抱负，雷厉风行启动了他的变法，哪管身后洪水滔天，依然一往无前。
一个改革家，要的是这种气魄。
他的格局和气魄太大，在生活上极度敷衍而不拘小节似乎是顺理成章。
他生活极简，长年不沐浴，不更衣，美色、美食**不了他，利益收买不了他，他的心中只有他的改革信仰，只有他所认定的真理，全力以赴、孜孜以求，九死无悔，这种人可敬又可畏。
也正因为心中只有信仰和真理，他们缺少变通妥协的意识，也缺少一种接地气的能力。
他不知道，在大宋这个沿袭日久的政体下，在这个习故蹈常、墨守成规，人人但求无过而不思有所作为的朝局中，一个人要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体制，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王安石果断无情地开始施行一系列变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免役法等等。
为了推进新法，他大量起用新人，无暇考量其品德才华，其中不乏为理想而真诚投入的人，更多的则是一些投机取巧的新进少年，趁机青云直上。
因用人不当而带来的成效的偏差，导致百姓生活愈发困苦，成为不争的事实。
苏轼性情集浪漫、理性于一身，他在政治上的关注焦点不像王安石只在意国家富裕，处处“言利”
，在乎“生天下之财”
，苏轼在意的是“人”
。
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
他们二人在政见上是无法相融的，对此王安石是清楚的，他同样清楚以苏轼的个性，他的影响力，会无意成为改革的不利因素，因此当神宗数次想重用苏轼时，他数次阻止。
不肯自欺欺人的苏轼目睹新法的种种弊端，数次上疏，王安石无法再忍耐了，以“故发异论”
为由，欲排除异己，而手下的那批别有用心的小人，以苏轼在治平三年服丧回乡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中伤弹劾苏轼。
这让他骄傲的心，深深受到了伤害，内心已渐渐对政治产生了一种倦怠感。
他想逃离这个险恶的江湖，上疏自请外任。
整个变革，前前后后持续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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