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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张謇：“不思叛的人那是不近人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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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科举后，清廷的政治危机四伏，立宪呼声一声高过一声。
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与内外的压迫，引起相当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例如，大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状元出身），他对厘捐税就很不满意。
厘捐也叫厘金、过厘卡、过捐卡，是政府在全国各地的通商要道或市镇，设卡征收通过税或货物税性质的机构，分卡员一类管征收，一类管查验；巡卡员担任稽查和缉私，并配巡船、炮船等武装。
全国十八省厘卡公务员总数约二万五六千人。
税收很不理想，对这些没有素质的税收人员，也很懊恼。
他本是官办私营老板，1895年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创办大生纱厂，之后，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自1902年起，就以商养教，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师范、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等文教事业，为张之洞走上中央高层、和“中体西用”
的渐进的温和革命的构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着排满革命的风暴日益加剧的时候，这位从1901年就开始从事君主立宪的、既得利益集团资本首富的张謇，也是心焦得很。
他曾找到张之洞，对他说：
“就过捐卡来说，不思叛皇上太后的人，那是不近人情的，看见公务员对捐卡这么残酷，而没人背叛皇上太后的，这也是不符合人理的。”
这种厘金捐卡税，本来是太平军时期的产物。
当有教养的、较为高贵优雅的文官们在行使传统权力的可能性趋于跌落，中央政府的力量日益削弱时，官员及缙绅们便伙同黑社会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地方捞钱事务延揽到自己手中，从而预示了长期的不公正的混乱。
在全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豪强官绅，他们自己直接征税并禁止其他的人将税收上缴中央政府。
政府原本想通过建立这一种向行商坐贾征税的制度来充实提高国库基金的新措施，由于得不到贯彻，因此，比土地课以重税相比更为妥善的厘捐税，从帝国政府的控制下分离出来，转入了地方。
于是，地方官吏豪绅们利用征税权形成了新的地方权威的经济基础，也为今后的军阀时代奠定了各霸一方的实力。
张之洞作为新兴政治家由地方都督，到中央首要，他是尝过太多的税收之甜头，他当然是目睹无视的，而作为资本家张謇，他的不满是因为伤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但他与政府高层又有共生共存的关系，有着经济地位的实业家贵族，他必然会与有政治地位的权力贵族结成一团，故张的忧虑，既是对朝廷的忧，也是为自家的虑。
他生怕因此来个资产阶级的革命。
而张之洞，拿辜鸿铭的话说是“清流派的首领”
，他反对任何的革命。
所以，张謇只能向已权倾朝野的张之洞一吐，他不吐不快。
张謇本来是袁世凯的老师。
他16岁中秀才，1876年投奔庆军（吴长庆）门下任文书，1880年随军移驻山东登州，恰在这时，因科举落第的袁世凯也投靠他亡父袁保庆的换帖拜盟的吴长庆叔叔门下。
吴长庆想让袁侄继续攻读，好通过科举取得正式的出身，便把他交给张謇督促。
但袁无意科举，对读书做文章马虎敷衍，张謇有一天对吴长庆说：“我出的命题，叫他用八股，可他写的文学芜秽，不能成篇，我也没办法删改，而世凯也好像很以为是件痛苦的事。
不过我看世凯还是有大志向的。”
吴长庆只好灰心了。
张謇也问过袁的志向，袁说：“我家中有的是田地可耕，我来此不是为了糊口的。
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现今吴公要我做个温雅如书生，没用的。
谅我亦不会在此久住了。”
张謇安慰他：“慰亭不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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