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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太后说的“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
是不能。
慈禧洞若观火。
此前，康有为在征得光绪帝的同意与中堂大人李鸿章的支持下，组建新政内阁，选“通国英才数十人，延聘东西方各国政治专家至紫禁城懋勤殿办公”
。
他请了两个外国人。
一个是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威尔士人）出任内阁顾问，一个是日本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人，今山口县西北部）出任参赞。
另一个是袁世凯。
李提摩太在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与政府官僚结交颇多。
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到天津主办《时报》，次年接任上海广学会（初名为“同文书会”
，创办于1887年11月，会长为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副会长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佛克，苏格兰人韦廉臣任总干事主持日常事务。
董事会成员除传教士外，还有英美法德等驻华使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汇丰、怡和、花旗、谦信等洋行的老板。
．不单纯是宗教性团体，在代表外国人在满清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着力宣传西方政治理念）总干事。
李提摩太利用广学会创办了《万国公报》，秉承前任韦廉臣的宣传计划宗旨：
“我们对中国的开放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直到我们能将中国人的头脑也开放起来。
他们反对西方的观点、计划以及商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几乎完全是由于无知。
因此，消除这种无知，在人民各阶层中推广学识，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认为士大夫阶层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
，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这些人入手，用书报来启迪他们、指导他们，“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
。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
李提摩太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批评科举钳制人才，败坏风俗，以致国弱民穷。
建议创设新式学校，增设考试科目，崇尚实学，造就学通中西的有用人才。
甲午战争后，他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
的警世危言。
他在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时说：
废兴成败之所由，则有万无可缺之四法焉，一日道，在新民；一日教，在化民；一日政，在安民；一曰养，在富民。
此四法者，所得愈精，所益愈大。
（1895年5月《万国公报》月刊第76册）为了尽快扩大影响，李提摩太还在各地举行赠阅活动，并将该报分送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们，而且大搞有奖征文，是中国有报刊史以来的首次壮举。
《同文书会年报》不无骄傲地报道：
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看我们的《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翰林同僚们寄多达三十多份的《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员们也常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与张之洞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
显然，《万国公报》是当年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洗脑机关。
而维新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正是《万国公报》长期的热心读者，他还参加了该报在1894年举办的有奖征文活动，并获得六等奖（奖金为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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