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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103）苻坚，这位几乎一统天下的氐族雄主，用严苛的暴力手段维护了温柔敦厚的儒学，当然，顺便也维护了一下前秦政权的稳定。
王坦之的心愿居然被苻坚完成了，也许真是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吧。
但庄子的“流毒”
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清理干净的，所以批判还会继续下去。
及至宋代，程颐和朱熹这两大儒宗对庄子都很不满。
程颐采取了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决绝态度：一生不读《庄子》。
（《困学纪闻》卷10）朱熹看上去则要豁达一点，有时还说庄子见识比较高超，气度比较豪迈，但他对庄子的那些“伤风败俗”
之言极为愤慨——比如《庄子·内篇·养生主》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这句话从字面看来并不太难理解，是说做好事要注意别给自己招来名声，做坏事也要注意别给自己惹上官司，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
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只要不惹上官司，坏事尽可以放手去做。
这话说得太**裸了，以至于让许多喜欢庄子的人都会感到错愕不解。
幸好注释家总是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当初郭象给这句话作注，就阐释得非常高妙而缥缈：“忘记善也忘记恶，处身于善恶的中央，任万物自行发展，不声不响地与大道合而为一，于是乎刑罚和名誉都会远离自己，大道就在自己的身上。”
但这样的解释大有刻意拔高之嫌，庄子的原话却很简单，如果不是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话，实在读不出这么深奥的意思。
至于后世的学者们，既有蹈虚而曲意弥合的，也有质朴而看不顺眼的。
朱熹走的就是质朴一路，说庄子这是不管义理，一门心思计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脸。
君子可不是这样，为义之所当为，不计吉凶祸福。
（《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显然是一个正义导向型的人，做事只问对错，不计个人得失，而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叫作小人。
拿这个标准一衡量，庄子的确像是小人。
这时候的庄子看上去一点也不“逍遥”
，一点也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为了自己这条小命，还真算计得很精。
若说到义理，庄子才不管什么义理呢，在他看来，这世上的好人和坏人都是一回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回事，就像两个放牛娃，一个因为读书而弄丢了牛，一个因为赌博而弄丢了牛，虽然理由不同，但还不是都把牛弄丢了吗。
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还不都是一样的残生伤性，为什么世人偏偏把他们分出君子和小人呢？（《庄子·外篇·骈拇》）
《庄子》书中像这样的论述有很多，本来就够惊世骇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庄子》内在逻辑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结论。
前人说《庄子》败坏世道人心，这就是一例。
我们还是得回过头去考虑庄子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战国乱世，是群雄争霸的时候，你打我来我打他，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反正好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坏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只有众暴寡，强凌弱，寡的欺负更寡的，弱的欺负更弱的，没有谁是干净的，就算有干净的，多半也是装的。
世界就是这么乱，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号称“春秋无义战”
了。
所以身处其中的庄子只看到杀人的战争，却看不到正义的战争；看到大盗以仁义窃国，自然连仁义也不信了；看到强盗因为分赃不均而争执是非对错，自然再看待是非对错时也就不那么有所谓了。
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祖国不值得去爱，正义没地方去爱，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着伪善，缠人的无妄之灾如影随形，待在家乡是苛政猛于虎，跑到国外还是苛政猛于虎，君王们今天搞个大工程，明天搞个大征兵……总之，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只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连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庄子连这也有办法：一死生、齐彭殇，生如寄、死如归，焉知死了不是比活着更好的事情呢？况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命是会转化的，循环流转，永无终结。
换一句大白话来说：只要想得开，就能不怕死。
但是，战国结束了，庄子早就死了，时代也早就变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王先谦的那个问题，并且不妨再追问一下：如果庄子生在一个好时候，他还会那么说话吗？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还能够分得清楚是非善恶的年月，他还会那么说话吗？——我们不妨比照一下诸葛亮和林则徐的两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这时候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社会环境恰恰与庄子所处时代相近，这心态（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庄子式的；后者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时候的林则徐倒和朱熹有几分相近呢。
所以说我们理解《庄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常识吗），其次还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如果非要以心灵鸡汤的实用原则统摄一切，《庄子》里边大段大段这类的内容就只能要么被曲解，要么被无视。
5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宣统元年，也就是王先谦刊印《庄子集解》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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