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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仁义存于诸侯之门，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圣知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与诸侯并窃取了斗斛、权衡、印章与仁义的人，重赏无法劝阻他们，重刑无法威慑他们。
使大盗获利而不可禁止，这都是圣人的过错呀。
这样的思想在春秋时代早有萌芽，《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国多盗，季孙敦促臧武仲严加捕治，臧武仲却历数季孙所作所为，大发议论说：“你身为国家正卿，却以礼遇招引国外的盗贼，如今命我捕盗，我如何做得到呢？庶其从邾国盗来城邑投奔我国，你把姬氏给他为妻子，给他城邑居住，连随从都有赏赐。
对于大盗，你给他们城邑和国君的姑妈；对于次一等的盗贼，你给他们奴隶和车马；对于再次一等的盗贼，你给他们衣裳和剑带。
你自己一面赏赐盗贼，一面忧虑境内多盗，我又能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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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窃取了齐国政权的田氏，[51]庶其这样的大盗也算小巫见大巫了。
这实在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譬如在与庄子同属轴心时代的柏拉图的记载里，古希腊的诡辩派哲人色拉叙马霍斯在诘难苏格拉底何谓正义时高谈阔论道：“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亏苦恼的人。
极端的不正义就是大窃国者的暴政，把别人的东西，不论是神圣的还是普通人的，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
平常人犯了错误，查出来以后，不但要受罚，而且名誉扫地，被人家认为大逆不道，当作强盗、拐子、诈骗犯、扒手。
但是那些不仅掠夺人民的钱财，而且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
受他们统治的人是这么说，所有听到他们干那些不正义勾当的人也是这么说。”
或许可谓遗憾的是，在这段记载里，色拉叙马霍斯是作为苏格拉底的标靶出现的，其下场如何，不问可知。
但他道出的不仅是一己之私见，从其他出场人物的发言来看，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共识。
（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世界何处不是如此！
社会的病症如此醒目，但原委何在，又如何对症下药呢？
儒家看到了礼崩乐坏，想要恢复周人传统中约束着世道人心的礼制，庄子却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
正是“盗悲老氏折横斗，马谢庄生脱辔衔”
（袁宏道《放言效白》），《庄子·外篇·在宥》讲治理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无撄人心”
，即不要扰乱人心。
当初黄帝用仁义扰乱人心，此后每况愈下，贤者隐居于山林，君主忧惧于庙堂。
当今之世，刑狱连绵，死人遍地，儒家和墨家居然还在枷锁之间鼓吹自己的学说，实在太无耻了。
我怎么知道圣智不是镣铐的楔木，仁义不是枷锁的孔枘呢？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不是夏桀、盗跖这样的大盗的先导呢？所以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
。
由此时的善预见将来的恶，这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就像拉辛的诗剧《勃里塔尼古斯》里，罗马太后阿格里比娜对儿子尼禄继位三年来的励精图治一点都不信任：“暴虐的君王总是以善政先行，卡伊乌斯也一度使罗马百姓相庆。”
庄子和阿格里比娜的这份洞见，直到今天仍是许多人毫不具备的。
庄子在这一点上颇费笔墨，《胠箧》和《盗跖》也都是讲这个道理的，庄子也意识到知识是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只是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所以知识也相应地跟着善人为善的少，跟着恶人为恶的多。
既然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改变不了，绝圣弃智应该就是退而求其次的良方了。
今天一般人都会质疑庄子的前提：凭什么说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呢？但在古人而言，这的确是许多时代的共识。
对于潜心于老庄义理的人，既然“天地不仁”
，生养万物而不存偏私，为什么会造成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晋人殷浩曾经这么问过，问得满座哑口无言，只有刘惔答道：“好比水倾泻在地上，自然纵横流漫，很难形成正方或正圆。”
举座叹服，以为至理名言。
（《世说新语·文学》）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前提，那么粗浅地看，理想的应对之道应当是鼓励善人学知识，禁止恶人学知识。
王夫之曾经把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做过这方面的理解，认为这就近乎俗语所谓“妇人识字则诲**，俗子通文则健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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