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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道高人竟然意外地死于一场地震，这就是命。
但是，即便在这样极端的事件里，我们是否应该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的态度，实在是值得仔细加以分辨的。
因为我们首先很难界定的是，一件事情之成为“无可奈何”
，其临界点到底何在；其次，当一件“无可奈何”
的事情降临的时候，已形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这种心态的人与未形成这种心态的人，从事件的结果来看，会出现多大的差异呢。
幸运的是，现代研究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更深一些的理解。
美国是个经常闹龙卷风的地方，但有人注意到，在所有的物理因素（比如龙卷风的强度、房屋的坚固程度、居住密度等）非常相近的情况下，亚拉巴马州的死亡人数明显多于伊利诺伊州，这是为什么呢？西姆斯和鲍曼就此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关键原因其实是心理因素，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天灾大多采取一种无可奈何而听天由命的态度，坦然接受死亡的降临；而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则积极主动得多，比如对新闻播报给予更大的关注。
虽然在强悍而突如其来的龙卷风面前，个人努力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但从结果来看，每个人的微乎其微的努力确实显著地降低了灾害事件中的死亡率。
（Sims&Baumann，1972）
把这个例子和安乐死的例子放到一起来看，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不妨以彩票为喻，对于任何个体来说，不买彩票显然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小概率事件不足以成为判断依据，正如守株不能待兔一样，但如果人人都这么理智，就不会有任何人领走巨额奖金；而如果人人都积极参与到彩票活动里来，对于任何个体来说，他中奖的概率并没有明显提高，买彩票的收益与不买彩票的收益几乎完全相等，但从整体来看，每期总有几个人赢得了巨额奖金，比之完全没人购买彩票的情况，其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在儒家的语境里，“知其不可而为之”
并不考虑成本问题，它表达的是一种“义之所至，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精神，庄子却考虑成本，若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安，额外付出了不少焦灼，对结果却毫无助益，而在收益不可期待的前提下，“安之若命”
确实做到了成本最小化。
晋代名臣颜含就是一个典范，以数术著称的郭璞曾想为他占卜，但他拒绝了：“寿命由天定，位禄由人谋。
如果你自己努力了而上天不帮你，这是命；遵循大道而不为人了解，这是性。
每个人自有其性与命，犯不着占卜。”
（《晋书·颜含传》）
颜含与郭璞的不同结局很有讽刺意味，“安之若命”
的颜含在93岁那年自然死亡，而精于卜筮的郭璞只活到49岁就被王敦杀了。
用朱利安·罗特的话来说，颜含很明智地采取了外控点态度的心理策略。
——西姆斯和鲍曼的那项调查就是基于罗特对内控点和外控点的研究。
简言之，所谓内控点（internallotrol），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内因（比如性格、技能），外控点（externallotrol）恰恰相反，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外因（比如命运或他人的影响）。
（Rotter，J.B.，1966）亚拉巴马州的居民显然外控水平较高，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则是内控水平较高。
尽管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并不适宜应用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但罗特的一个结论对我们理解庄子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的态度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参考价值：文化差异、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父母的养育方式是一个人形成内、外控制倾向的三个最有可能的原因，其中，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外控倾向。
这一现象很适合用行为主义理论来做解释。
如果你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种田，你很容易就会得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的经验，你会相信，要想多收获，就要多耕耘，只要多耕耘，就会多收获。
如果你是一名赌徒，你绝不会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内控点上只会习得五花八门的迷信行为。
马丁·塞里格曼和斯蒂文·梅尔以狗为被试者做过一系列经典实验，发现狗在接受过一连串的完全不由自己控制的电击之后，即便给它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使它们完全可以控制电击的结束或在电击开始之前就有所警觉而跳到安全地带，但它们还是会轻易放弃，无助地忍受“命运的宰割”
，即便有一两次误打误撞地逃过了电击，但这并没有带给它们任何信心和启示，它们还是会回到先前的状态中去；而另一组在一开始的实验中有条件终止电击的狗，在迅速学会了终止电击的方法之后，即便到了新的环境，接受完全不同的电击实验，也会迅速地寻找出脱身之道。
（SeligmanM.E.P.&MaierS.F.，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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