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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调”
。
可见已有租调之制。
如此，甚或可以作如下概论：“东汉朝的前期、中期的租税制度当以租赋制为主，而辅之以租调制；及至末造，租赋之制已难实行，仅存其名，事实上已被租调制所代替。
既然各州郡都是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改赋为调，其标准自然就不会是统一的。
大概无外按照原来赋算之实值折合当时绵绢之值，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总的趋势是剥削加重，而不是减轻剥削。
由此也可作如下结语：建安九年曹操推行定额租调制于河北之前，国内已有定额租调存在，但标准却不统一。
即使曹操先后直领的各州郡，也必然是随时因变、随地制宜，标准大不统一。
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其征收总值必然超过曹操建安九年（204）推行于河北之制。
否则，曹操就不会以其所定之制作为优抚政策在河北推行。
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说，曹操在建安九年之前已经实行了租调制；但不能认为曹操已经实行了具有量的规定性的租调制。
具有明确量的规定性的租调制，即如“田租亩四升，户调绢二匹、绵二斤”
是从建安九年九月“公令”
（《抑兼并令》）开始的。
曹操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因为具有量的规定性，在中国赋税制度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租调制真正的开始了。
曹操推行于河北的租调制对于稳定形势、减轻农民负担起了很好作用，当是无疑的；对于中国租税制度的变革和魏晋以后田制、税制的变化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影响。
其具体影响如下：
首先，它减轻了河北农民的负担。
当时的各州郡，包括曹操先期领有的兖、豫诸州，不管是采用什么形式的赋税制度，其征量大都是在十分之五左右，最低不会少于十分之一。
屯田民固然要交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甚至十分之七八，如果能做到“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
，那么就会收到“百姓安之，人皆悦乐”
的效果；普通农民的负担，名义上是三十分之一，实际上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即使不耕豪民之田，也往往是“厥名三十，实什税五”
。
这并非主观臆断。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仲长统就绝不会在其上呈的《昌言》中，呼吁十一之税。
仲长统说：“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
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
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
仲长统呼吁的十一税，当指租赋（或调）全部，“更赋如旧”
，说明“十一”
之内不包括更赋（代役钱）;仲长统主张占田“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
，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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