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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不我来用自己的理解说说？”
朱总司令：“要要要，从石头、光束、车站和运动的火车那儿开始讲起。”
主席：“那我也得听听，我也卡在这里理解不下去了。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数学困难户哟。”
陈沄：“我才是最大的数学困难户”
在李强提出“可能得从相对论那儿找答案”
之后，书记处和二人小组就悄悄从大学和图书馆里拿来了几本相对论的讲义、读物，有空就猫在屋子里自己看。
然后陈沄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法理解“光速为什么不可超越？我坐在飞机上，向前打手电筒，这手电光不是超光速吗？”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陈沄才懂得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揭示的事情是什么。
“学习相对论活动”
发生在1953年上半年，持续了好几个月。
七人抽空断断续续地啃了几个月相对论的书籍，当然也没有进展，就连李强也只是啃到广义相对论，了解到奥地利有个物理学家福莱姆提出了一个纯粹基于理论计算的“虫洞”
概念或者说猜想，然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这几个月的活动也是有成果的：
书记处认识到凭借小范围的读书交流根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央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扶持、支持和鼓励国内的科学界，主要是理论物理学界展开对前沿物理的研究，不仅限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时空观，而是所有的前沿物理方向，都放手让他们去研究。
这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总有一天国内物理学的研究会接近这个方向的真相。
既然已经定下来鼓励前沿物理朝各个方向研究的基调，因此，1952年苏联发起批判相对论的唯心主义性的时候，国内跟进了一点点，马上就被掐掉了。
1949年苏联都爆炸了原子弹，但是EMC2可以信，爱因斯坦则要批判.这两件事在苏联居然可以同时做到。
1953年1月，中科院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后来人民日报要转载苏联一篇日丹诺夫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说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
、“民主个人主义者”
和“旧民主主义者”
。
日丹诺夫的文章人民日报社只是打算刊登，刚确定要翻译，刘副主席就插手过去叫停。
但是，出于不能和苏联的政治风向彻底唱反调的考虑，中央最后还是做了一个折中的决策，那就是理论物理中的相对论方向的研究还是受到扶持，只是在科学界以及国家层次上，媒体回避或者不吹捧爱因斯坦相对论。
在中科院成立前的筹备会议上，总理与束星北的交谈，就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
总理一开始还是有些不解的，国内很早就掐断了反相对论的政治运动，束星北和他的同僚为什么还有这个反应？继续交谈下去才发现，就在1952年下半年，束星北的大学召开了批判爱因斯坦唯心主义理论的大会，在会上束星北不管不顾站起来1VSN辩论，辩到最后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把手都拍红了。
因此，虽然会就开了这么一次，但对束星北来说印象可太深刻了。
“说我是国内最懂相对论的人，这是浙大当年为了表明自己的师资如何如何强而用的话术，我一向没有这么说过。
中国相对论物理的研究还很薄弱，当然量子物理、近代原子物理也都同样薄弱。
我在其中说自己最懂相对论，争这种排名第一，并无太大意义，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束星北在总理面前澄清那句“流言”
。
总理：“束教授，这确实是事实。
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搞原子物理的嘛。”
束星北：“总理，我认为，把相对论物理的研究搞上去，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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