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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继王韶之后出任并州总管府长史。
开皇十八年
（598）任汉王杨谅元帅府司马，参加辽东之役，军还后历任朔州、代州、吴州三州总管，治军领政皆有能名，是一位办事干练的官僚。
隋炀帝即位后，宇文致以有才能征为刑部尚书，后转为礼部尚书，成为尚书“八座”
之一，得参预国政。
字文致作为关陇勋贵历职显要，声望日隆，物议时谈，多见推许，但却遭到了隋炀帝的猜忌。
宇文强对隋炀帝大兴工役，尤勤远略及渐好声色颇为不满，声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
，又私谓高须曰：“昔周天元好声色而国亡，以今方之，不亦甚。”
与高须一唱一和，结果被告发。
当时隋炀帝北巡游兴正高，造大帐，宴突厥，备仪卫，建旌旗，威风凛凛，权力意志得到了最大的伸展，欲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闻听此种逆耳之言，隋炀帝不禁勃然大怒。
盛怒之下，隋炀帝下令将高颍、贺若弼、宇文致三人一起处死，并殃及后代。
高颍诸子徙边，长子高盛道徙柳城（今辽宁朝阳市）而卒，三子高表仁徙蜀郡。
贺若弼妻没为奴，子怀亮亦免官为奴，不久也诛死，群从徙边。
这三位老臣都可谓是先帝心膂，名重天下，一朝就刑诛死，天下冤之。
特别是高颍，是开国元勋，在隋文帝朝立事立功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论者以为是真宰相。
“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
，称冤不已。
高颍等人被诛案是一件大冤案，受此案牵连的还有仆射苏威、光禄卿吐万绪等人。
苏威生性懦弱，以告饶而免死，但免去了宰相之职。
吐万绪则在好友贺若弼遇谗时，勇敢地站出来证明贺若弼无罪，结果被免官。
如此看来，隋炀帝用人只要归附自己，昔日的宿怨也照样可以升大官，对不附己者则尽杀不赦，由此可见残暴的一面。
本来，高颖、贺若弼、宇文致等人虽不附于隋炀帝，但他们对先帝对隋朝忠心耿耿，并无二心。
他们都饱经世故，历经征战，文武齐备，又都是开创江山大业的功臣，对隋朝政治掌故、文物典章、四夷情势都最为了解，是隋朝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应该说是隋朝的政治财富。
他们对隋炀帝好大喜功，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工役深表不满，提出意见也都很有针对性，是药石之言，很难说是为一己之利，不是怨望泄愤，而是忧国忧民。
这些人也并不握有兵权实职，对隋炀帝早已不会造成现实的政治威胁，不过是背后说了几句真话而已。
隋炀帝若能虚心纳谏，时常听一听直臣对政治的意见，必有益于加强统治。
即使高颖他们形成一个在野的政治反对集团，只要不谋逆篡位，也并不会有损于隋隋炀帝的政治权威，若处之于谏议之位，聊备顾问，愿听则听，不听则便，也不碍事，以高官虚位优宠先帝重臣的事例可谓史不绝书。
但是，个性极强、权力意志极度膨胀的隋炀帝，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不但不设谏官，而且除谏官以掩其过，难怪后来有人认为“隋以恶闻其过而亡天下”
，认为“隋炀帝拒谏而亡”
。
高颍等人的被诛杀，天下称冤，实际上是严重削弱了隋炀帝的统治基础。
上下都要与皇帝保持一致，不再有人敢提反对意见，形成政治上的“一言堂”
，表面上看隋炀帝的威权提高了，权位更稳了，但自后隋炀帝有错无人谏言，而人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没有人进谏就不能及时纠正，必然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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