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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驷回答说：“文帝喜好文而我喜好武；景帝喜欢年纪大的成熟稳重者，可是我那时很年轻；陛下您喜欢年轻有为者而我却已经老态龙钟了。
因此三朝没有得到帝王的恩遇，老于郎署。”
听彦驷这么一说，武帝深为震惊，这么一位三朝为官的老者，就是因为碰不上皇帝所好，总也得不到提拔重用，干了大半辈子还是个郎官，这不是彦驷的过错，而是用人上的疏误。
于是武帝考察了彦驷的才识，即任命他为会稽都尉，也就是会稽郡的军事首领。
汉武帝时代人才辈出，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这与汉武帝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是分不开的。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也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
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是内行了。
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二是德行。
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核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
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
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
另外，唐太宗又精简机构。
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
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大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
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任人唯才是举，不论亲贤远近，他有一句话“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
不能以新旧分先后。
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
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公元620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
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
唐太宗却说：“他如果真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
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
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太宗用人不计前嫌。
魏征当年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他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太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曾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
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
智慧点评：
用人并非易事，而能用好人则更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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