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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历代重视爱惜人才的英主明君一样，忽必烈为赢得文士们的好感，在帝国的朝廷内也曾营造了一个尊士、敬士的氛围，以便多征求到人才。
为此，他曾多次颁布征召文士及其他各方面人才的诏令。
至元十八年，忽必烈颁布了征召前代贤才能人的后代，以及儒士，医生，精通卜筮、天文历法、术数和知名的隐逸文士的诏令，这次征召范围之广，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反映了忽必烈急切需要人才的心情。
为此，他高兴地采纳了他的亲信侍卫鄂尔根萨里提出的应该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的建议，派遣使者到各地访求贤才，并且专门建立了集贤馆来储蓄被访求来的人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司徒撒里蛮出任了集贤馆长官一职。
可见，他对征求人才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其措施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对刘秉忠所举荐的人才，忽必烈都给予了信任与重用。
从此点上说，刘秉忠也是一位难得的伯乐。
其他如姚枢、许衡、张德辉等人都给忽必烈举荐了不少的人才。
即便如此，后来在至元年间，忽必烈仍然有“朕身边缺少汉人的”
感叹，因而程文海又对他提出了征召南方汉人的建议，并向他举荐了江南著名文士赵孟颊、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唏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多人，忽必烈任命他们或担任台宪职务，或者授予文学之职，都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在忽必烈的礼遇贤士的活动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并未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当时那些孤傲的不思元朝美衣玉食的儒士们拒不应召的行为，也常给忽必烈带来不快的感觉。
但度量弘广、不在乎文士们冷漠态度的忽必烈，常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征召贤士们，这种不怕碰钉子的做法更体现了忽必烈爱才惜才的宏伟胆识。
奉元人杨恭懿，便是一位很难征得的贤才。
据《元史》记载：他是一位博学多识，尤其精通《易经》、《春秋》、《礼经》的硕儒。
忽必烈父子早就闻其名声，在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将他与许衡一起征召，但杨恭懿却拒不应召。
此事到此本应该结束了，可前去应召的许衡在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丞相）后，天天都在右丞相安童的面前称誉杨恭懿的贤能，安童又将这报告给忽必烈，忽必烈爱才心重而割舍不得，于至元十年，又再次下诏召杨恭懿做官。
谁知，又被杨氏借口有病而婉言谢绝。
至元十一年，太子真金秉承忽必烈的旨意，授意中书省官员们，让他们像汉惠帝恭请“四皓”
的做法一样来聘请杨恭懿。
所谓的“四皓”
是西汉初年很有才能、又脾气古怪的四位皓首童颜的大学者，汉刘邦这位爱惜人才而富有仁义之名声的君主，多次都请不到“四皓”
来到他的朝廷，吕后却用张良的计策让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卑词安车，与此四位世上高人一起游览，使汉高祖刘邦感到震惊，为此他认为太子的羽翼已丰，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做太子的意图。
在一千多年后的真金，并不存在邀请杨恭懿来增强他的实力的意图，但杨恭懿最终被元朝毕恭毕敬的做法所感动，在元朝的第三次召请下，终于来到了京城。
杨恭懿的到来，当时震动了京师，忽必烈为欢迎杨恭懿，特别派出了以在京师诸位宗王与丞相安童为首的庞大的队伍来迎接他，这位普通的文士当时是否受到感动，不得而知，但场面的隆重热闹却是有案可稽的。
忽必烈还设宴欢迎他，在宴会上，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籍贯、族氏、学问与师承，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来自皇帝的殊荣对这位文士来说可谓是无以复加了。
智慧点评：
“士为知己者死”
一语道出了古代文士们寻求贤者的心志。
在你有了一定的权力基础之后，你就得注重人才的运用问题，让他们施展各自的才华，为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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