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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平定后，荆州的地位受到康熙的重视，乃于二十年十二月决定设置荆州驻防，二十二年任命了将军、副都统，调拨官兵，完成驻防布置。
同时对江宁驻防也充实了力量。
康熙六十年六月西藏军务结束后，又根据五十七年设置成都驻防的决定，命法喀为副都统，率满洲兵1600名常驻成都。
东南沿海驻防线。
清廷于顺治四年在杭州设副都统率兵驻防，后改为都统和总管。
康熙二年改为杭州将军，设兵1400名。
平定“三藩”
叛乱结束前，于康熙十九年设福州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参领、防御、骁骑等官，拨杭州驻防汉军等两千名驻守该地。
同年还迁江南提督王永誉为广州将军，从京师拣选八旗汉军三千人携眷至广州驻防。
将北方少数民族编入八旗，为八旗补充新鲜血液，增强驻防兵源，可以说是康熙的一大创举。
除编组东三省新满洲和布哈特八旗外，还对锡伯、巴尔虎和口外蒙古各部进行了编旗驻防工作。
居住伯都讷（扶余）一带的锡伯人原属内蒙古科尔沁部，康熙于十九年从宾图郡王旗下抽出锡伯人莫奇塔特等人移住吉林乌拉，归入正白旗乌达察牛录。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阿玉西台吉“进献”
锡伯人鄂勒锥等三十五丁，清廷于是将原编入乌达察牛录的莫奇塔特等人抽出，合编为一独立牛录。
此后，由于噶尔丹侵扰漠北漠南蒙古诸部，东北地区形势危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建议于齐齐哈尔和嫩江、松花江汇合处筑城驻兵，因无兵可调，康熙遂考虑进一步编组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入八旗，驻防要地，而原属科尔沁等蒙古王公的锡伯人可资利用，便下谕号召科尔沁王公等献出披甲。
至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部共献出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丁一万四千多名，清廷厚赏原主，每名补偿银80两，随后将其分入上三旗，共编84牛录，以其中24牛录驻齐齐哈尔，令副都统玛尔岱管束；40牛录驻于伯都讷，以副都统巴尔达统率，下设协领二人、防御八人；以20牛录驻吉林乌拉，归宁古塔将军佟保管辖。
每牛录以三分之一壮丁披甲当差，三分之二为附丁，开荒种地，供养披甲，并交纳五金斗官粮。
这样既解决了驻防兵源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军粮供应困难问题，实为一举两得的办法。
巴尔虎蒙古族又称巴尔呼、巴尔忽，亦即巴尔忽真，游牧于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古津河一带，原为喀尔蒙古属部。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攻扰漠北蒙古，巴尔虎部长不愿依附噶尔丹，遂杀其使，率部南下游牧张家口外。
康熙三十一年，经王大臣商议，将巴尔虎蒙古拣选编成佐领，以其中十佐领分驻沈阳、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八地，分管当差；八佐领巴尔虎壮士奉命驻防吉林乌拉。
另有一部巴尔虎来归后编入布哈特八旗，曾在黑龙江瑷珲、齐齐哈尔等地驻防，雍正十年（1732年）迁至呼伦贝尔（海拉尔），归呼伦贝尔统领管辖，分设有索伦、巴尔虎总管二人分领。
口外察哈尔、归化、绥远等地蒙古编旗驻防始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
当年康熙镇压哈尔亲王布尔尼叛乱之后，将其部众迁移至古北口、宣府、大同附近驻牧，编为八旗，每旗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参领三人，照内八旗惯例按人数设佐领、骁骑校等，隶理藩院典属司，分驻京师西北和口外察哈尔地区。
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为明代顺义王俺答汗之后裔，先灭于察哈尔，皇太极时降于清，被编为二旗，以贝勒统领驻守该城。
康熙三十三年，根据征讨噶尔丹叛乱的需要，扩大编制，增设副都统二人，下设参领五人，佐领二十四五人，建制品级均与京师八旗相同。
总之，康熙时期，除西北甘肃、新疆等地因战争尚未结束，仅派兵出征尚未驻防外，遍布全国的驻防点和驻防线基本形成，对于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抵御外敌入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八旗兵驻防全国各地，对其本身也具有极强的约束。
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清廷在驻防地都为旗人筑城别居，或在城内划出一角领旗人居住，称之“满城”
或“满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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