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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隆科多案而遭株连的查嗣庭案，也是一件由文字发难的大案，其主要罪名是“趋附”
隆科多。
为查案平反，有着为牵连隆科多一案人员昭雪的实际意义。
乾隆明确表示：“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
此外，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再上奏，要求彻底查清见事生风、株连波累的文字狱：“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
他的建议被乾隆所采纳，说明乾隆确实想尽力纠正前朝株连之风，以树一朝清明之新政。
对于前朝中因各种原因被罢免、废黜和关押人员，乾隆大多根据实际情况，能放则放，能用则用。
在雍正朝获罪而确有才华并负盛名的臣子张楷、彭维新、陈世倌、俞北晟四人被乾隆首先予以起用，彭维新、陈世倌命署理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张楷署理礼部侍郎，俞北晟在内阁学士里行走，四人后来都担任过地方督抚大员。
原云南巡抚杨名时，因在当时整饬胥役科敛，核实州县需数，酌定数目征收，减除加派，因此使税收有所减少，被雍正指责为“徇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
，后革职待命云南。
乾隆把他召回京师，特赐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当他有病的时候，乾隆还特派太医去诊视，给他参药喝，在其死后还赐祭、赐葬、赐谥，并入祀贤良祠。
雍正时因参劾宠臣田文镜而被捕入狱的李绂、蔡二人，及流放充军九年之久的谢济世，都被赦免放出。
乾隆大帝授予李绂户部侍郎，谢济世为江南道御史。
此外，雍正时因以准噶尔用兵失败，负有大罪的傅尔丹、陈泰、岳钟琪三人，乾隆以岳钟琪平青海有功，傅、陈二人“祖父俱有功勋”
为由，谕令释放回家。
雍正时，还有许多官员亏空钱粮，侵吞公款，被勒令追赔，严加处分的人，乾隆也多以豁免。
他对此总结说：“朕临御以来，凡八旗部院及直省亏空银两，施恩豁免，已不下数千万。”
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宽免了69名欠帑亏空的官员，凡“或已经充发，或监候枷禁，或扣俸扣饷，及妻子家属已入辛者库等罪，概行宽释”
。
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
。
“凡亏欠钱粮未还完，奉恩旨宽免者，准予铨选，其子孙应选应补者，俱准入所在班次铨用。”
对犯罪降革的八旗将领，乾隆尽量起用。
大批起用降格旗员，如“法海、李楠俱著赏副都统衔，在威安宫官学处协助来保办理事务。
白清额俟有副都统缺出，兵部一并带领引见。
韩光基、喀尔吉善等，俱著管理圆明园八旗兵丁，鄂昌著在批本处行走，鄂米、觉罗佛保、额伦忒、禄保、尚承恩俱著以该旗参领试用，徐琳著以副将领用，塞都著发给李卫、以副将试用”
。
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乾隆朝中重要的官员和统兵将领，为乾隆的文治武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说，乾隆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是卓有成效的。
他以“宽则得命”
、“君臣相得则治”
这一儒家政治观念为出发点，从皇室宗亲，到政府重臣、到八旗将领、降革官吏、知识文人，乾隆大帝无一不涉及到，为了统治阶层的团结一心，几乎做到了面面俱到的地步。
这些宽大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乾隆初期群臣对严猛政治的不满遗恨情绪，增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了满汉各阶层人士的通力合作，也使乾隆的政治威望直线上升，为他以后的统治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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