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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
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
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
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史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订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到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
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
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1871年才得任实缺知县,大概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
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自身难保,欲谋一个实缺几近七年之久,更不论对属下人员的保举了。
1854年至1857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
他在籍丁忧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
1858年再出领军后,奏保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
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
随着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
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19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
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
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
恽世临半年两迁两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
吏部颁布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
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
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的意思。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蒋介石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
之道。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
,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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