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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难以比拟的。
彭家煌可谓较早的“湘军”
翘楚作家，他的短小说云诡波谲，漫溢着浓烈的地域色彩，在轻松谐趣的风俗描写中，透露出具有沉郁讽刺文化内涵的主题来。
他的《怂恿》、《活鬼》、《喜期》、《喜讯》等地域小说已经在技巧上相当圆熟：“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乃至有人认为：“彭君那有特出手腕的创制，较之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并无逊色。”
（黎锦明：《纪念彭家煌君》）
当然，像王鲁彦、王统照这样的地域文化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在文学史上葆有一定的地位，关键就在于他们在描写中国农村溃败景象时，平添了风俗画的地域人种、自然的描摹。
像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最受人宠爱的却是“地方色彩”
的描写，茅盾说它“到处可见北方农村的凸体的图画”
。
这里，我们须得涉及文学史上的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如茅盾这样的作家，他的创作实践，《子夜》及“《蚀》三部曲”
，《野蔷薇》、“农村三部曲”
以及《林家铺子》、《当铺前》、《小巫》、《泥泞》、《水藻行》等小说，究竟哪些是优秀作品？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我想，用茅盾早期的美学观（也是晚期不断流露出的隐形审美心理）来衡量，是不难看出的。
“《蚀》三部曲”
和《野蔷薇》在心理描写上是最惊世骇俗的，它们在文化思想内涵和悲剧风格上是卓有建树的，但其地域文化色彩并不浓郁。
而《子夜》和“农村三部曲”
等虽有主题先行之嫌，但是它们所呈现出的地域文化色彩（包括《子夜》所描写的五光十色的都市文化风景线）足以抵消小说文化主题显在直露的审美缺陷。
尤其像“农村三部曲”
、《小巫》和《水藻行》描写浙江农村的风俗画面，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题材不是决定小说审美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地域文化风俗色彩却是左右小说审美力度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
的大部分小说作家在致力于“为人生”
的写作过程中，更注意地域文化小说的社会结构和悲剧审美的描摹和阐扬，那么，像废名、沈从文这样以“田园牧歌”
的“曲笔”
来抒写中国宗法农业社会中人的“生命流注”
（沈从文语）的作家，则更注重地域文化色彩的描写。
这成为“京派”
小说的一种艺术风格徽标。
他们的作品在一片温馨祥和、冲淡恬美的氤氲氛围中充分体现出“田园诗风”
的绵长韵味：竹林茅舍、菜畦山林、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白云苍狗、月华塔影、边城古镇……，不但构成了地方风俗画的长长风景线，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中国小说家。
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把小说当作散文和诗来抒写的作家，恐怕要数废名（冯文炳）和沈从文了。
然而，在浓郁的地域风俗色彩的描摹背后，这些作家作品是否失落了文化的根本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同样，沈从文们的作品也是以“五四”
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眼光来扫描人的生命受到政治和文化压迫而变形的痛苦过程的，只不过他们所用的是“曲笔”
而已。
这一点绿漪女士（苏雪林）则看得很清楚，她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很有“野兽气息”
的：“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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