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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日本人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美德：尊重他人。
……天气寒冷，灾民们拥被坐卧，彬彬有礼，他们也许已一无所有，也许失去亲人，至少也是水米未沾唇。
可是没有人呼天抢地，没有人争吵诅咒，没有人你争我夺、损人利己，更谈不上偷抢他人。
……劫后仅存的食品店尽管货架凌乱，人手不足，但仍尽量开门营业，饿着肚子的人们默默地排起了长龙等待购物。
但是，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加塞，也没有人大量抢购。
人们领食品，取饮用水，无不如此。
凡有潜在危险的道路，都有好心人留下的路条：“小心脚下”
，“当心头上”
……巨大的灾难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毁坏了温馨的家园，甚至许多人失去了亲人，但也教育着人们更加关心他人。
邱教授因而感叹道：在日本，关心邻里，爱护集体是老百姓的传统美德，这次战后最大的地震灾难中人们的行为表现更理性地说明，从宏观角度看，人类的教育活动也许是万能的……
如果我不是在写这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文章，如果我桌上没有堆着一大堆当年日军屠城的照片和资料，我极可能也随着邱教授感叹一番，而后把这番感叹再向其他同胞感叹过去。
然而，58年前的那场由日本军人造成的人为灾难的资料，和今天神户地震的资料都摆在我面前，两场灾难和两副日本人的面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索。
下面这张照片摄于1937年12月15日，拍摄者很可能是位外侨，图片上，日军的士兵们动用了包括婴儿车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于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运送抢来的市民财物。
英国记者田伯列在其《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讲述了不少日军普通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破门而入偷、抢中国人和外侨人士财物的事实，其中有一段记载极有意味：
1937年12月19日晚，6个日本兵攀越德国侨民雷伯住宅的围墙，欲行偷劫，被雷伯发现，雷伯持枪逼着日本兵离开。
6个狼狈的日本兵想从大门溜走，雷伯不许，硬逼着6个日本兵从墙上爬回去。
拖着婴儿车抢劫的日本人、爬墙的日本人，和今日在大地震面前那么令世人敬重的日本人，同属一个民族么？何以他们58年前出现在南京时，如禽兽一般，而在58年后，在自己的国家又如圣人一样？这仅仅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功能么？
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人们好好思索的：
其一是战争，战争毁灭人性，隆隆炮火把人类骨子里动物的属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了。
当对异族的屠杀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当滥杀无辜者成为官方眼中的英雄，那么，对一个异国的陷城，还有什么不可做的呢？最极端的例证便是被国民政府作为战犯处决的日军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的杀人竞赛，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曾作为南京城下的英雄业绩大加鼓吹。
和平时期维系人类生存的法律秩序，对战争中的军人完全失去了约束力。
其二是身处异国，对异族作战，自然带来了道德约束力的丧失和道德观念的彻底崩溃。
我绝对相信58年前在南京屠城的日军官兵中的大部分，在其国内都是有人性、有感情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一个民族的道德精神，维系着他们在国内的日常言行。
放在今日的神户地震灾区，他们也会是那些令人敬佩的日本人中的一员。
而在1937年12月13日以后的南京，面对异族、异国的南京市民，在失却了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秩序之后，道德感自然消亡，疯狂和无耻便成了他们和这一支国家军队的主要特征。
人类教育活动的功能不可否认，但人类的兽性也不可否认。
同样在今日，同样在我们这颗星球上，那个叫波黑的地方不是还在上演着人类兽性的惨剧么？
五
南京大屠杀距今已过去58年了，物象的历史痕迹虽已不复存在，但铁与血写就的历史事实却无可否认地存在着。
30万南京人的冤魂仍固执地缭绕在这片土地上空，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在本世纪一百年的历史中，在一座城市，在短短6周的时间里，制造了这么多暴行，集中屠杀30万人，是不曾有过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可称得上是本世纪人类苦难的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如山一般突兀在历史的长河中，突兀在中国人心中，让我们整个民族为之警醒。
因此，1994年11月，当著名电影策划人王宾先生约我为香港永盛公司编写《南京大屠杀》剧本时，我明知许多同仁高手已在搞这个题材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我历来反对影视创作上的一窝蜂，可在这个警醒世人的题材上，我却觉得还是多几部好——我们早该有自己的《辛德勒名单》了。
现在，因为时间上的仓促，永盛的《南京大屠杀》不上了，我更由衷地希望吴子牛先生的《南京大屠杀》能拍好，能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取得空前成功。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想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们热爱和平，可决不会再向异族侵略者乞求和平；我们以德报怨，却决不会忘记自己民族历史上曾经历过的耻辱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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