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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知变善变捕捉成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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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变幻无常，机遇也是一闪而过。
要想快速适应变化并从中捕捉成功的契机，就要有变通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
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变而善变就能获得成功的事业。
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
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1.京师做官敢言直谏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
至道光朝更咸鱼烂之势。
大小官僚耽于享乐。
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
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
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
“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
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
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
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
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
，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
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
。
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
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
他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
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
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
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
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
，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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