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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曾国藩经受了艰难、耻辱、危急等多重考验，打通了“极困极难之境”
，所以才成为“好汉”
。
2.造势而雄
成功者的第三阶段，是事业的发展和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用造势而雄来形容十分恰当。
因为这一时期已经没有太大的阻力，用势如破竹来形容可以，用排山倒海来说明也不是不可。
因为他个体的生命已发生裂变，裂变成能够左右时局的“原子体”
。
他个人已经走过“借势”
之时，开始造势、造新势，造有利于时代发展的另一种势。
走过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人已达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了一个足以施展个人才能的舞台。
在走向第三阶段后，关键是个人的才能是否足以驾驭一个大小不等的环境。
为什么同样的舞台，同样的位置，但结局却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呢？这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差别。
这种差别既有“硬件”
方面的，如才能，也有“软件”
方面的，如素质等。
回过来看曾国藩，他考中进士是个体融入社会的第一步，他跟随唐鉴、倭仁从事理学是融入时代的第二步。
因为清朝崇尚理学，这是取悦于君、取悦于世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曾国藩没有停留在传统理学上，他又加入了实学的内涵，这就是人世的根本，他后来的成就，在此奠定了许多。
咸丰二年（1852）开始，他开始步入艰难的成长期。
这一阶段十分漫长，大体经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直到他担任两江总督为止。
在此期间他多次自杀，又为京师、地方权贵所笑骂，为当局者所折抑，他自己说此期间“打脱牙之日多矣”
，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他是文人带兵，自将必败，但他最终打败了十几倍、几十倍于己的太平军，这就是“增益其所不能”
的过程。
曾国藩经历了孟子所说的多重考验，才有“花团锦簇”
之后来。
因此，当江南大营再次溃败时，左宗棠敏感地意识到“天意其有转乎”
，这就是机运。
时代的变革已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组织成江南大营，历史选择了湘军。
而当时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是湘军这个团体的灵魂，因此选择湘军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也选择了曾国藩。
难怪胡林翼等人说：以江南事付曾公，乱不足平。
意思是让曾国藩收拾乱摊子，没有问题。
这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又有某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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