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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
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
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
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
这时湘阴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
对这个人物人们不会陌生，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这会儿作为一个幕客却也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大肆诋毁，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
，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
（失眠）之症。
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
欧阳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
意思是说应效黄老“无为”
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
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
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
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
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
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柔让丝毫的意思。
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
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
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
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
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3.识时务者为俊杰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
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
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
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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