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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李世贤率7万人马将宁国府团团包围。
湘军驻防宁国府的是鲍超的霆字营，霆字营只留了3000人守城，其他7000人分扎在城外百里外的地方。
曾国藩的前线指挥所设在祁门，宁国府是祁门的屏障，其得失影响着整个徽州战役。
曾国藩接到鲍超请求救援的消息后，正在琢磨派谁去援救。
这时李元度站出来，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曾国藩答应了。
曾国藩怕李元度有什么闪失，出师前特向他交待了五点：一戒浮，不要听信那些好说大话的人的话；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瞧不起别人：三戒滥，不要乱用银饷，对人员的保举也得有所节制；四戒反复，用权讲灵活性不等于朝令夕改；五戒私，用人是因为职位的需要，而不可因与人私交好，就给他位子坐。
李元度率军开进徽州城的第二天，太平军罗大纲、周国虞的4万人马也到了城门外。
这时，李元度还是听信了身边那些无打仗经验，喜欢纸上谈兵的谋士的话，认为绿营兵不可信任，城门不能让他们守。
那些从各城门撇下的绿营兵，都作为苦力去扛弹药、担砖石、运粮草，他们对受到的歧视十分不满，边干活边骂李元度是个偏见的东西！
在委屈和愤怒的情绪下干活，速度慢，效率低，影响到了军需供给。
这是李元度犯的第一个错误。
接着，绿营兵中那些恶习重的人，借口五个月没有领银饷的理由，公然抢劫军中银库。
李元度得知后，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愤怒地将闹事的绿营兵抓起来，不分情节轻重一律砍头。
这场内讧使太平军得到了破城的极好机会，当太平军主动发起进攻时，不少绿营兵反而拿刀砍杀湘勇，徽州城很快就被攻破了。
李元度吓得带着一批随从从西门逃出城外，才得以保住身家性命。
李元度丢失了徽州城，让曾国藩悔恨不已，认为如果这样的过错都原谅，那军纪就成了一纸戏言，自己这个做主帅的将因私情与偏爱，遭天下人指责。
曾国藩毫不留情地参劾罢免了李元度皖南道台的职务。
对于曾国藩参劾李元度这件事，从当时到如今，都有人认为曾国藩寡情薄义。
当时李鸿章等人出面说情，劝阻曾国藩不要参劾。
曾国藩说，李元度丢失徽州城，老百姓编了一个对联：“士不可丧元，君何以忘其度。”
这不是骂曾国藩包庇有重大过失的人吗？不参劾李元度，天理何在？国法何在？朱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如果仔细品读曾国藩的人品思想，就会发现他的“爱”
是建立在“公义”
良知基础上的，尽管他一生没有完全做到大公无私，但至少他在处理李元度的问题上，体现了“小过宽宥，大过不谅”
的原则。
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初三日说：“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李元度）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人情上对某个人过意不去，而于公道、人心上无损于爱——这是我对曾国藩“爱”
字功夫的深切体味。
把下属当作亲人来爱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孟子呼吁：“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儒家的“以人为本”
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懂得人情，才会揭示人性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致发现人伦和谐、团队和谐、社会和谐。
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说：“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1.康福
康福多年追随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却一直没有得到保举重用，但康福不计较名利得失，他理解曾国藩“不以官禄报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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