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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身在南方的会稽郡，不幸被派到北方的渔阳服戍役，那就要做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打算。
这对于以成年男性劳动力为支柱的普通家庭而言，影响是相当大的。
遗憾的是，循旧例的帝国统治者显然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些问题。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它建立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版图的雏形，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确立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帝国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当然无须赘述。
然而，如何管理这个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帝国让统治者感到困惑。
在战争这个可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外因基本消失后，继续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帝国就如端坐在底下满是火药桶的桌子上一般，看似四平八稳，实则岌岌可危，统治者们却始终没有察觉。
最终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由于大雨误期，陈胜、吴广带领同行的九百余戍卒迫不得已揭竿而起，点着了火药桶，把帝国的金身炸上了天。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朝的基业就毁于这“三天戍役”
的制度，正印证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这句话。
每个朝代都会发生起义，这并不新鲜，而陈胜、吴广起义之所以特殊，原因是他们的身份。
陈胜、吴广两人起义时在被发往渔阳的九百余戍卒里当屯长，在当屯长之前，两个人都是普通的农民。
往上追溯，他们的父辈也是农民，祖辈还是农民，一直往上到祖宗八代都是这样。
这就让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成了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第一次有农民起来带头造反，这在那个贵族统治一切的时代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陈胜、吴广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后来就成了底层社会群众反抗压迫的底气和依据。
但作为带头人，陈胜、吴广有自己的难处：自古以来，带头造反都是圣人的事情，至少也要有一方贵族豪门带领，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而陈胜、吴广这两个贫苦农民显然是没有这个资本的。
于是始皇帝嬴政的长子扶苏、楚国的名将项燕一一“复活”
。
陈胜借这两个人的名义，继而又打出“张楚”
的旗号。
这个旗号在当时显然非常给力，一时间，以六国时的楚地为中心，杀官响应陈胜的起义遍布各地。
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
刘邦现在手上有了百十条枪，也算是个草头小王，却只能把手头上那没本钱的买卖做得大一点儿，依然没有实力和机会割据一方。
但命运女神是不会放弃刘邦的，刘邦的机会说来就来。
九月的一天，山下来了一个通信的人，让他看到了希望。
来的这个人叫樊哙，平日里在沛县集市上专门做杀狗的营生，与刘邦是铁哥们儿，还是刘邦的连襟——樊哙的妻子是吕雉的妹妹吕媭（可见吕公相面的本事当真了得）。
他给刘邦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陈胜、吴广起义后，沛县虽然还算太平，但周围已经有很多郡县的百姓杀了他们的地方长官来响应陈胜，沛县县令担心自己步同僚的后尘，因此决定主动在沛县举事响应陈胜，并且希望刘邦能把队伍拉回沛县助他一臂之力。
为什么县令会主动找刘邦呢？答案是，当时想反叛的沛县县令处于两难的境地。
他虽然是中央委任的地方一把手，可他在地方上没有根基，手中也没有兵权，就光杆司令一个。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秦朝制度使然。
秦帝国对军权的把控严之又严，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
秦朝政府还规定，地方一把手必须是外地人。
一把手没有兵权就指挥不了军队，不是本地人就不容易与本地土生土长的下级官员及地方豪强打成一片，这样既可以防止地方官员犯上作乱，又可以让他们上下相互监督甚至相互牵制，尽可能避免领导与下属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做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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