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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提出过有名的“横渠四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1]
如果再加一句“为自我臻至善”
，那就最好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子的“志于学”
三个字，改变了中国文化史。
理由至少有三点。
第一，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
这是以前没有的，学术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再是体制的附庸，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
第二，一个人，可以不做任何具体职业，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这是知识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明确信号。
有此，才有后来的百家争鸣。
第三，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担当天下、担当道义、任重道远的君子儒。
所以，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讲道：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
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可见儒业已先有。
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原儒》中记载：
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
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
儒士即术士（就是算命打卦、风水巫医）。
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射御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就是各级官员、公务员）。
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
即《七略》所谓“出于司徒之官”
者（就是知识分子，道义承担者）。
自孔子而后，儒乃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不再是一个职业了。
士也不再是“志于仕”
，而是“志于道”
了，甚至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
是道，而不是器；是形而上，不再是形而下，故孔子讲“君子不器”
。
就是对传统儒的否定，是新兴儒的道德宣言。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贡献之一，即是使“儒”
脱胎换骨，由一切术士进而为六艺专家，再进而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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