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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银行的约翰·霍布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
自从我们一年前提出可能出售维珍唱片公司后，这就成了他最希望听到的消息。
为什么再没有任何进展？他们能亲自和高盛公司谈谈吗？从他们的角度看，只要维珍唱片公司还没有出售，它就只是一些唱片合同的集合——只是无形资产。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拖延这么久。
维珍唱片公司出什么差错了吗？竞买者都放弃了吗？我们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这家公司价值10亿美元，它真的值那么多钱吗？他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他们希望维珍能用真正的现金将借走的贷款归还给他们的金库。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大量欠款都应该在4月归还，我们能否说服银行把还贷日期往后延长？特罗弗和我都感到怀疑。
劳埃德银行的信让我想起自己从顾资银行接到的一些信，当时，看见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客户赤脚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讨论贷款购买一栋位于牛津郡的庄园，顾资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知所措。
现在，我的头发变短了，维珍变大了，但银行却依旧忧心忡忡。
尽管我们从来没有不付款，他们却有其他一些破产的客户，这让他们感到担忧。
这篇有关股市的报道概括了1月初的投资环境：
现在，负债累累的蓝罗集团及其主要贷方劳埃德银行、渣打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西敏寺银行的态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蓝罗集团董事保罗·斯派塞坚持认为，蓝罗跟它的各家银行之间关系“正常”
，他们并未向自己“施加压力”
。
但是，在宝丽碧、布恩特沃克和马克斯韦尔的债务崩溃之后，如今伦敦向那些由强势个人领导的企业提供大笔贷款的银行家们，几乎没有一个过得轻松。
不管是否属实，蓝罗现在都受到“大亨因素”
的压制，经济衰退更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恰好在他必须出售业务来筹集现款时，其资产价值严重缩水。
这位老资格的大师以前曾绝境逢生，谁也说不准他能否再次脱险。
然而，这次的压力确实很大。
看起来，构成这个故事的各种因素跟我们有着不祥的相似之处。
当劳埃德银行看见他们借给一个创业型公司的钱危在旦夕时，约翰·霍布里再次努力控制我们的透支。
在一封写于1月3日的信中，他指出，我们的透支一直在不断上升，劳埃德银行“无法资助这样的资金外流”
。
显然，劳埃德银行希望我们在那个月之内就卖掉维珍唱片公司。
约翰提醒我们，必须在当月月底之前全部还清我们的透支，同时还不能再次提高我们的透支能力。
我们居然还想抓住维珍唱片公司不放，并期待获得比索恩-百代更高的报价。
他对此表示惊讶。
这就跟1984年我们面临的顾资银行危机一样糟糕。
尽管当时我们还有时间，能够去跟其他银行磋商，组成财团。
然而，对银行家和航空公司来说，1992年1月是一个糟糕的月份，就跟欧洲航空公司和丹纳尔航空公司破产的1991年1月差不多。
所有的银行家都慌作一团，很难保持平静。
我们欠劳埃德银行5500万英镑。
进入2月和3月后，我们的航空公司还需要3000万英镑的现款资金。
冬季那几个月是花费最高的，因为在乘客数量下降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支付所有重要的飞机维护费用。
关于无担保的贷款就说这些了。
从收入的现金看，我们知道维珍唱片公司那年有3.3亿英镑的销售额，营业利润为3800万英镑，我们预计明年的销售额将达4亿英镑，营业利润达7500万英镑。
但劳埃德银行不愿意等待。
我看得出来，我们必须有所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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