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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下一年的春暖花开时节。
在小说故事的时序上,正是一年工夫。
脚本过渡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说明作家的投入程度,只有从小说篇幅上,约占曹雪芹所写八十回的四分之一弱,才能体念到大师的用心之重、关注之重。
托尔斯泰同样,在全书的第一卷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
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
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中的必然现象。
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
,这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多少有些暧昧。
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一点也不顾忌。
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而是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
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的对财产的染指之心。
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江湖河海,总是由水来沟通;大师与大师,大概由于心有灵犀的原因,也会不约而同相应的。
应该说,死不难写,但要写好,确也不易。
道理很简单,既然有千千万万的生,必然也就有千千万万的死。
想写得与人不雷同、不重复、不撞车,不蹈他人或自己的覆辙,那是很难的,而要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新意,翻出新声,别出蹊径,开创出前所未有的生面,那就是更难更难的事了。
在这里,西方文学名著中那些经典的死亡场面,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死;
哈代的苔丝之死;
斯汤达的于连之死;
梅里美的《卡门》里那位茨冈女子的死;
小仲马的《茶花女》中那位交际花玛格丽特的死
……
所有这些文学中的死亡,无不给中国读者带来灵魂上的极大震撼和掩卷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尤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笔下的死,《巴黎圣母院》里那个极美丽女子和那个极丑陋男人的结局,更是有文学以来,将死亡写到极致地步的最精彩一笔。
雨果在此书卷首的序言中,语出惊人地讲他不久以前,在那座大教堂两幢钟塔之一的暗角里,注意到一处墙壁上,曾经有人在石头上,不知费多少时间和力气,大概是用手指,生生抠刻出来的希腊文ΑΝΑΓΚΗ。
这些字母里所铭刻着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作者的同时,也打动了我们这些异国的读者。
然后,在全书结尾处,读到下面这个细节,绝对会倒抽一口冷气,浑身战栗,错愕万分,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在地窖里,人们发现了两具尸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紧。
一具尸骨是女的,紧抱着的那具尸骨是个男人。
人们想把他同他紧抱着的那具尸骨分开,他就倒下去化成了灰尘。
将死亡写到如此刻骨铭心的程度,真是令我们对大师手笔的不胜讶异和万分钦佩,打心眼里向这位文学大师起敬。
然而,从鲁迅先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至今快八十年了,很抱歉,类似的阅读惊奇,还真的没有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体验过。
已经故去的前辈作家,也就不去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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