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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他们的共同纲领，少有分歧。
所以，凡红学家，咸坐定曹雪芹的这部著作，是他的回忆录，字字有据，事事可考。
更坐定有这个脂砚斋，是曹的老婆，曹的叔父，或竟是史湘云，其亲密程度超过经常到西山黄叶村串门的敦诚、敦敏兄弟。
这是一种荒唐的推断，写过一点文学作品的人，都明白这种起码的常识。
创作，是极其个人化，甚至是私密化的行为，不可能有几张臭嘴，在你写作的同时，走来走去，叽里哇啦，不停聒噪。
写过小说的钱钟书，写过小说的张爱玲，都认为《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依据个人经历写成的小说，绝不是回忆录。
小学生学写字，可能要描红，青年人初涉文学创作，可能需要辅导，一位顶尖级的文学大师，能忍受不三不四、不郎不秀的评家，告诉他怎么写和写什么吗？
在当代文学史上，只有“文革”
时期，搞“三突出”
的集体创作时，出过这种可笑的事情。
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笔杆子们住在宾馆里，像开会似的，你一言，我一语，编故事，造情节，写唱词，加对白，然后，分工合作，流水作业。
“文革”
期间，汪曾祺先生就这样将沪剧《芦**火种》，改编成样板戏《沙家浜》，结果，不“文革”
以后，反遭遇一场版权官司，弄得很恶心。
文学是一种创造，没有创，只有造，可能一时轰动，终久会成笑话。
然而，正是这位脂砚斋的四千六百六十条脂评，生生把《红楼梦》支解粉碎，现在，稍稍深涉这部不朽之作的读者，还能在脑海里构成一个完整的全书印象吗？一路阅读，一路出岔，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哪是原来的，哪是后添的，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
这都始于脂砚斋一个劲地“亲见亲闻”
，加之红学家一个劲地坐实的结果。
正因如此，我才不相信红学家们的鬼话，认为脂砚斋与曹雪芹过从甚密。
如果他身边真有这班低能儿，恐怕也就不会有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了。
在这个世界上，中外古今，果有现成的小说，是在这个“亲见亲闻”
者指导或帮助下记录下来的吗？那么我们尊之为文学大师的曹雪芹，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无所不能的创造力，还有什么用呢？在全部红学研究中，真正触及文本而不左道旁门的王国维，早就觉察此说之荒诞不经，指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而言之，未必恭为剧中之人物。”
这是一位智者，对文学真正理解的至理名言，但此后走火入魔的红学家，从来是置若罔闻的。
对付这群《红楼梦》的杀手，戳穿他们身历其境的谎言，为当务之急。
这部当之无愧的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至衰时期的百科全书，自然会有万物皆备于我的广泛和包容。
在这部非辞条化而是通过一个个形象化了的人物，使我们得以对那个时代一览无余，那么，构成人一辈子的生老病死几个重要环节，自然是作者不可忽略的。
有病，要医；要医，就得有医生。
《红楼梦》没有忽略这一行，写了好几位。
曹雪芹在这部巨著中，既统揽全局，又无微不至，在将近六百多个人物中间，即使在作品里不起重要作用的医生，也写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不愧为大师风范。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查出来脂砚斋根本不在现场的证据。
读敦诚、敦敏给曹雪芹的赠诗，我们得以获知这位伟大作家在写作这部伟大作品时，第一，穷困；第二，孤寒。
除新妇稚子外，过着寂寞清苦的日子。
这些可算第一手信息，那个以贫嘴见长的脂砚斋，全部四千六百六十条脂评，几乎不能提供。
如果按红学家的安排，应该是曹雪芹家常客的脂砚斋，以及以他为首的指导曹雪芹写作的亲友团，经常拜访黄叶村（不是现在的那个伪古董曹雪芹纪念馆，而是当年他在西郊某地居住过的某个村落），至少有一条可以保证，用不着曹雪芹亲自出马，跑到小铺赊账沽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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