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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大量的诗词歌赋、酒令谜语、楹联字画、祭诔禅偈，表现大师达到极致境地的才华，未见脂砚斋有强烈的反应，这不由得不疑问？
而最起码的唱和，是中国旧文人最爱干的一件风雅事，他竟未在批注中留下一点痕迹。
在文人最喜雕章琢句的推敲上，也未见他对曹雪芹做过任何助益的事情，这又有些费解了。
于是，只能作曹雪芹写书时，脂爷并不在场的解释。
而且他在那首《葬花词》的眉批上写道：“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且吟”
，也证明他未和曹雪芹有什么交流。
如果像他所说的关系紧密，会不懂得是作家为自己的人物所写的诗吗？可见他一不懂文学创作是怎么一回事，二是他假戏真做，入戏之深，也太难以自拔了。
竟相信非这个林黛玉，写不出这篇《葬花词》，那也太可笑了。
对于高鹗的贬，对于脂砚斋的褒，都有不实事求是之弊。
还应该看到，中国人在造假作伪方面，是个有相当天才的民族，这是不可疏忽的一点。
1927年以后，胡适之先生倡红学研究的“自传说”
后，一下子发现了那么多的脂评本，巧合得令人蹊跷。
前几年，又挖出了一块石碑，还有裸葬什么的神话，也是附会得让人惊讶。
因此，再过若干年，爆出一条新闻，在某地某夹壁墙里，找到曹雪芹亲笔手书的足本《红楼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假钞票都造得出来，造一部假的《真迹红楼梦》，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们这个国家，从《尚书》开始，那些老祖宗们，就学会了作伪，从此弄不清真假。
后人为了辨伪，竟出了八卷《尚书古文疏证》来破析。
所以，有那么一个自称老朽的脂砚斋，再加上什么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一群热心之徒、好事之辈，冒充曹雪芹的叔叔、大爷，或其他什么人，使自己的评点批注的手抄本，更具有可信性、权威性，当然也有了可卖性，何乐而不为呢？商业价值是驱使作伪的动力，一部打出真本旗号的《红楼梦》或《石头记》，可以开口索价好几十两银子，自然就有人来做这样的假了。
脂本之一种，那部蒙古王府本，可能就是一位到北京来出差的蒙古王爷逛琉璃厂，以高价从这些人手中买来，而后带回去珍藏，这来历是大致不会错的。
再说，这种在手抄本的批语上作伪，应该不至于多困难的。
虽然印刷术在中国早就出现了，但中国文化学术的传播，特别是非官方的，更多是靠学子们一笔一笔地手抄流通的。
抄书，是每个读书人必做之事。
当时，有一大批受雇于宫廷的缮写人员，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总编纂时，得有多少人伏案疾书啊！
很遗憾，对于这些手民，简直没留下什么报道。
他们拿多少工资，享受什么待遇，一天要抄写多少字，是计时还是计件，都不得而知了。
除了这批官方抄写人员外，社会上，还有更多的职业抄写者，以替人抄写谋生。
蝇头小楷，一笔一画，也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在这批抄书大军中，有的，水平不高，如《红楼梦》的某些抄本中，把贾芸给宝玉送海棠花的那封效忠信，结尾的“一笑”
两字，本是夹批，被误入正文，就是一例。
但有的，也许是并不弱的高手，不大甘于作枯燥无味的抄书匠，因此，在抄写比阅读还要深刻的理解过程中，渐渐生发出感想，生发出议论，然后于抄写之中，将这些触动，落诸笔端，夹评夹批，说出自己的见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特别是感情太投入于书中的话，那几乎不由自主，非要扮演这个角色不可了，这也是中国文人好说话的天生弱点。
中国旧小说无书不被评点，这是一个客观因素。
后来，印刷术普及，不用手抄书了，评点之风也就寝息了。
可是，这些想体现自我价值的抄书匠们，终归是无名的小人物，由于他们不能像李贽、李渔、毛宗岗父子、金圣叹那样亮出自己的牌子，可又不甘沉默，只好假托一个什么名目，最佳之计，莫如扑朔迷离地虚构出一个作者的知友近亲，是最有鼓蛊力的了。
于是，我不禁猜想，脂砚斋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抄书人当中的某一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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