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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魏晋之世，今文之学，渐已失传，盛行的是古文之学。
古文之学，虽亦有其师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师说，而注重自由研究的。
自由研究之风既开，其后必至变本而加厉。
所以自郑玄、王肃糅杂今古文后，又有杜预、范宁等不守成说、自出心裁的学派。
[3]至于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等，兼采玄言，则为魏晋时之哲学思想，侵入经学领域的。
南北朝时，南方的经学，这两派都盛行。
北方还守着汉人之说，然至隋并天下后，而北方的经学，反为南方所征服。
郑玄的《易注》废，而王弼的《易注》行。
马、郑的《尚书》废，而伪古文《尚书》行。
服虔的《左氏》废，而杜预注的《左氏》大行了。
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人的一个大病。
如王羲之作《兰亭集序》，说：“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一类灰心绝望、贪生怖死的话，到处都是。
此时国势的所以不振，社会的所以无活气，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
而这时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辞，则亦由于此。
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4]崇尚文辞。
竞骋浮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
可见崇尚文辞的风气，是起于魏、晋之世的。
魏、晋之世，为什么要崇尚文辞呢？我们看魏文帝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就可以知其所由来了。
人之年寿有尽；神仙等求长生之术，又不可恃，则不免侥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
。
而文辞原是美术之一，爱好文辞，也不免有些“及时行乐”
的意思。
所以这时候的文学，多带颓废的色彩。
从东汉以后，骈文渐兴，不过是（一）句调渐趋整齐；（二）用字务求美丽，尚未大离其本。
至齐梁以后，则“隶事”
日益繁富，字句愈趋雕琢。
始而辞胜其意，浸至不能达意了。
于是有文笔之分。
然笔不过参用俗语。
其语调仍是整齐啴（）缓，和自然的语言相去很远的，仍不能十分适用。
又古人文字，不甚讲调平仄。
齐、梁以后，则渐重四声。
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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