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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韦伯·杨认为优秀广告人员都具备以下两种人格特质，“第一，由埃及葬礼习俗到现代艺术，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事是不新鲜的，生活中的每一层面处处吸引他们。
第二，他们是对各种领域都为涉猎的人，因为广告人就如同母牛一般：‘不放牧（浏览），就没有牛奶（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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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朱天文说过：“时代若有变动，一定是音乐先变，女人先变，衣服先变，举麦当娜为证。”
[7]艺术家必须抓住这些短暂易变的因素，去发现和说明现代性的美。
在波德莱尔那里，时尚不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时尚还是现代性的刺激。
波德莱尔强调，现代性存在于时尚稍纵即逝的美中，事实上，时尚保留了“自己时代的道德和审美的感受”
。
短暂和永恒的辩证法在波德莱尔的美学中已经具备，到了当代，在《大量流出》中，广告人许舜英运用超现实主义和反讽等手法，又把它调换到日常消费中：
我在这一季买的白衬衫或许在九三年已经买过一件一模一样的，那又怎样？“当季”
就是一种合法。
我从不试图矫正流行的“合理性”
。
流行本身就有可能是坏品味集大成、搞笑、滑冰运动、哥特式建筑、流浪艺人……等等。
流行就是一种合法的坏品味。
坏品味也可以有很多诠释。
是谁的坏品味？……或是川久保玲的坏品味？在流行的光环之下，坏品味就是好品味。
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宽腰带、垫肩西装、黑眼线会觉得低俗不堪？为什么我现在会认为细眉毛、娃娃装、透明薄纱很chic？我当然可以认为是我的品味“进步”
了，我也可以认为我对流行是“选择性”
地挪用，然而，流行始终摆出一种专断独裁的告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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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都会与精神生活：齐美尔的现代性诊断
（一）感觉社会学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法国都城巴黎中找到的，这是“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的经典性现象学描述，半个世纪后，在柏林，这个主题和旨趣又被乔治·齐美尔（一译齐奥尔格·西美尔）重新提起。
齐美尔在柏林贸易展中——这个贸易展将现代生活发明出来的所有的新式商品聚集起来——同样感受到了几十年前波德莱尔在巴黎感受到的现代生活的特征。
“迥然相异的工业产品十分亲近地聚集到一起，这种方式使感官都瘫痪了——在一种确凿无疑的催眠状态中，只有一个信息得以进入人的意识：人只是来这里取悦自身的。”
[9]齐美尔发现，在观看柏林贸易展时，每个人的好奇心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同人们擦肩而过的东西，不断地给人们惊喜的印象，这些迅疾而过的印象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非常适合使早已被刺激过度了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
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齐美尔明确断言：“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
人是一种能够有所辨别的生物。
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
[10]这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
正是这种瞬间印象对人的持续作用，使现代都市人同乡村人迥然有异，后者置身于一种稳定、惯常和缓慢的节奏中，前者培育出了一种独特的器官使自己免于这种危险，因此，这种器官必须麻木不仁。
这就是冷漠、厌世和不敏感。
与那些着眼于大型的、绝对超个人的整体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不同，齐美尔的研究目标是感官的相互感知与影响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共存、合作与对立的意义。
互动和社会交往是其核心概念，他感兴趣的正是现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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